自2016年以來，我國債券市場信用違約事件開始增加，并逐漸從民營企業擴展至中央國有企業、地方國有企業。違約增加的原因不少，既有企業的內部因素，也有融資環境變化等外部因素，還有突發事件帶來的不可控因素。對此，投資機構應對發債主體做到高頻跟蹤和深度研究，從源頭上防范風險

統計顯示，截至5月28日，今年以來違約債券已達20只，包含超短期融資債券、一般中期票據、私募債、一般企業債、一般公司債、銀行間定向工具等6個子品類，涉及金額總計176.04億元。如何看待近期債券市場違約事件增多?增多的原因有哪些?怎樣防控債市信用風險?

民企成違約“重災區”

自2016年以來，我國債券市場信用違約事件開始增加。Wind資訊統計，2016年、2017年違約債券數量分別為78只、49只，涉及債券余額分別為393.24億元和392.90億元。2015年和2014年的違約信用債券僅分別為23只、6只，涉及債券余額分別為126.10億元和12億元。

從違約債券發行主體看，民營企業數量占比較高。2016年有29家民企發債違約，2017年這一數字攀升至37家，今年以來已有13家民企債券違約。此外，地方國有企業也有一定比例違約，但中央國有企業和中外合資企業違約情況較少。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5月24日，債券違約的民企數量合計79家，占比超過一半。同期在中央國有企業、中外合資企業和外商獨資企業中分別為4家、6家和7家。

從分布行業看，違約信用債涉及紡織、化纖、燃氣等32個行業，以傳統工業為主，也有少數違約債券涉及新能源和信息科技資訊服務業。違約債券最多的3大行業分別是建筑與工程業、鋼鐵業、工業機械行業，違約債券數量分別為22只、12只和12只。

天風證券研究報告顯示，雖然近2年違約債券余額出現明顯攀升，但首次違約的發行人數量有所減少，且多為民營企業發行人。

信用風險集中釋放

近期，信用債違約事件增加原因有多方面，既有企業內部因素，也有融資環境變化的外部因素，還有突發事件帶來的不可控因素。

招商產業債券基金經理馬龍表示，2016年以來，民營企業違約有所增加，今年的違約風險多數伴有突發特征，一部分是融資接續的風險，另一部分來自自身經營業績下滑;融資環境壓力也是主要誘因之一。從未來融資渠道看，貸款展期相對容易，但非標融資和債券的接續相對困難。對于更多依賴公開市場發債和非標融資主體來說，未來存在一定的資金壓力，并可能由此帶來信用違約風險。

“此前企業盲目擴張也是近期債市違約事件增加的重要原因。”重陽投資聯席首席投資官陳心表示，由于此前多年信用條件整體寬松，企業盲目擴張積累了一定債務，借新還舊是企業維系債務鏈條的手段之一，部分企業正是依靠持續的高杠桿運作實現快速壯大。民營企業由于融資渠道有限，成為債券違約相對較多的領域。

除了上述原因，一些突發因素也是導致違約事件增加的“推手”。聯合資信評估有限公司發布的報告顯示，在違約事件最多的建筑施工行業，部分突發事件成為債券違約導火索。例如，華通路橋董事長因涉嫌違法被調查，五洋建設因違規使用募集資金被多次列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中城建控股股東發生多次變動，這些公司管理層的波動導致公司內外部資金連接不暢，進而引發債券違約。

從技術角度看，違約債券增加也與發行人和承銷商仍遵循舊式剛性兌付思維有關系。陳心認為，在剛性兌付模式中，債券發行人偏愛迎合投資者追求高票息、高杠桿發行。但是，在現有債券市場出清情況下，這類剛性兌付模式已難以為繼。

加強發債主體研究

投資者如何應對信用債“踩雷”風險?“債券出現違約是正常市場新陳代謝，信用風險正是債市定價的基礎之一。不論是監管部門、承銷商還是投資者都需要正視這一問題。”馬龍認為，對于機構投資者來說，信用債的選擇首先應遵從研究先行，對發債主體要做到高頻跟蹤和深度研究，從源頭上盡可能保障投資安全。其次，以公募基金為例，應關注信用債的估值風險，尤其是處于行業下行周期的發債主體及有較大概率出現風險和負面事件的主體。再次，應充分考慮信用債在二級市場上的流動性和市場認可度，在持有期持續跟蹤，如果發現發債主體資質出現下滑，且不再符合持有標準時，及早將信用債賣出。

“大部分違約的企業都存在一些違約征兆，或因經營出現大幅下滑，現金流變差，或因外部融資難而出現資金鏈斷裂，企業從經營惡化到最終違約通常需要1年至2年時間。通過高頻調研和深度研究，可以從一定程度上規避這些風險。因此，研究先行至關重要。”馬龍說。

針對違約風險增加，中國證監會新聞發言人高莉此前表示，近期債券市場違約案例較多，證監會已督促交易所等部門做好風險排查和檢查，對已經違約的案例妥善處置。證監會將進一步做好債券違約的處置工作，加強風險監控、監測，對后續潛在風險做好研判。(周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