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玫工作中會接到無數關于青少年問題的電話。受訪者供圖
“孩子沒有好壞之分，所謂的壞，不過是因為家庭問題或者外界侵蝕，映射在他身上的錯誤。”在梅玫看來，每一個呱呱墜地的孩子都像“天使”，對身邊的人和事沒有惡意。他們就像一張白紙，而家庭和社會就像一只畫筆，有的畫出了五彩繽紛，有的卻只有黑白兩色。也許偶爾的沖動，讓“天使”折了翅膀，圖畫失去了顏色，她所做的，就是把“天使”帶回正途，繼續描繪那未完成的五彩畫。

沖動

梅玫和小文談心。受訪者供圖　　“拿刀捅了他之后，我想我這輩子完了……”

眼前這個少年不過15歲，他坐在梅玫面前，兩人之間隔著一張桌子。

少年的雙手伏在桌上，兩只大拇指來回交叉抓著，死死垂著頭。梅玫看不清他的表情，但隱隱感到他眼皮微微顫動，反復咬著嘴唇。

空氣一度安靜，她甚至能聽見少年的呼吸聲。

作為大渡口區人民檢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檢察科科長、“莎姐”青少年維權崗辦公室主任，梅玫處理過數不清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盡管在進入“莎姐談心室”之前，她對眼前這個消瘦少年的“表面”情況已經了如指掌，學校、家長、事件，一系列“資料檔案和證據”類的信息都牢牢儲存在她腦海里，可梅玫依然想聽聽少年心里的話。

少年名叫小文，在市內一間職業技校讀一年級。十幾歲，正是躁動青春，將兄弟義氣置于“信仰”的年紀。一天，同校的一群學生，因和小文室友發生沖突，帶著鋼管沖進他們寢室。對方叫囂著，用鋼管敲著床架，嘴里念叨著難聽的話，企圖給室友“一點教訓”。眼見一切的小文，心頭一股“熱血”涌上來，從兜里拿出水果刀。

看見小文手中的刀，對方似乎略有收斂，但狹小的寢室、擁擠的人群、混亂的站位，不知是誰突然一棍敲在小文身上……

一瞬間，憤怒、羞惱、沖動……所有的負面情緒一涌而來，從心頭直沖腦際，小文來不及思考，理智已無法控制顫動的身軀，他雙手死死握住刀，沖向人群。那一刻，他似乎聽到眼前的人，肌膚被劃破并被刀刺入的聲音。小文看著他，對方的眼神瞬間轉為驚嚇和惶恐。

血，一下子流了出來。爭執在那一刻定格......

突然恢復理智的小文，立刻撥打報警電話，受傷的同學很快被送到了醫院搶救，經診斷，其脾臟破裂。小文刺傷同學一案很快被移送至大渡口區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并由“莎姐”梅玫負責辦理。

“我想盡全力補償。”梅玫聽見小文輕聲說了幾個字，“我現在很后悔。”

救贖

梅玫走進校園為學生解疑答惑。受訪者供圖　　通過和小文的談話，梅玫感受到小文對于自己沖動行為的后悔，而且通過對他周圍人事的了解，她確定他并不是“那么壞”，只是在錯的時間犯下了沖動的錯。考慮到案發時年僅15歲，并且主動自首又有悔罪表現，還積極賠償被害人，大渡口區人民檢察院對小文作出附條件不起訴決定，考驗期一年。

之后的幾天，梅玫都會抽空去看看小文。她加了小文的微信，這也是她的一個習慣，處理的所有案件的當事人，她都會留下聯系方式，依靠微信，她能夠時不時在朋友圈和他們互動點贊。每每有任何法律方面的問題需要咨詢，昔日的這些“故人”都會找他們的“梅姐”問一問。不過偶爾，也會有被“屏蔽”的時候。

在處理小文的這個案子里，梅玫明顯感受到，這個少年身上隱隱的沉重和壓力。就如同初次見面時的內向，他們見面時總是梅玫說得比較多，她試圖搜尋各種年輕人喜歡的話題，體育，娛樂，游戲，雖然有時候小文也會附和，但他眼神里的閃爍，梅玫看得清晰。她深感，若這樣的狀態持續下去，小文的心理遲早會出現偏差。

直到一日，小文突然對梅玫說：“梅姐，我還可不可以回去讀書哦?”因為案發后，小文被原先的學校開除了學籍，梅玫在聽到小文的想法后，即可開啟幫他重返校園的計劃。

在重慶市檢察院的支持下，依托團市委的彩虹助學計劃，幫小文在另一所職業技術學校申請了免費就讀名額。學費雖免了，可3000元的學雜用品費卻難住了他們一家。原來，7歲喪母的小文，一直依靠著父親在外打工養活，而突發的案件，讓全家要面臨數萬元的醫療賠償，無奈之下，即將參加高考的姐姐只好放棄了學業。得知這一情況后，梅玫趕到學校，為小文墊付了費用。

在梅玫看來，懲罰一個孩子，很簡單，但幫助一個孩子走出陰霾，卻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需要付出很多很多。

盡管同一時間，手里還會有很多事情要辦，平日里還得去轄區內的學校、社區進行普法宣傳，但這沒有影響梅玫對小文的關注和照顧。她還會時不時給他寫信，鼓勵小文也分享自己的所見所聞。誠然，她是希望小文能夠重新振作，努力學習一些有用的技能，在未來認真發展，可事情總會有波折。

波折

“莎姐”走進校園和學生在一起。受訪者供圖　　“梅姐，我還是退學吧。”

在重返校園一學期后，梅玫收到小文的消息。失落，是有的。

不過，在這之前，梅玫似乎對小文的問題有所察覺，因為他沒再像彼此剛剛熟絡之后，愿意和她分享心事，甚至，他的話也越來越少。

“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挽救失足青少年好比祛除病根，只有找準了癥結，對癥下藥，才會有成效。于是，她另辟蹊徑，從家庭著手，并和“莎姐”團隊一起制定策略。

梅玫聯系了一位心理咨詢師，希望通過專業的心理輔導，找出小文心中癥結。咨詢師發現，小文之所以變得愈發寡言，主要源自家庭的壓力。原來，對于將此生希望都系在兒子身上的小文父親來說，孩子刺傷人這件事，令他備受打擊，責備、悔恨、無奈一點點侵蝕著他，而這位父親也將這些情緒轉嫁給了小文。加上被迫退學的姐姐時不時的抱怨，讓這個年輕人整日沉浸在負罪感和愧疚感的包裹中。

為此，梅玫又安排心理咨詢師分別和小文的父親、姐姐進行了深入的溝通和引導。隨著家人態度的轉變，小文的心理壓力慢慢減輕。

“梅姐，我不想變成負擔。我爸爸也不容易，我想出來打工賺錢，自己還錢。”在與家人的關系逐步緩和的過程中，小文說出了自己的想法。

看著小文能直面自己的錯誤，并積極承擔，梅玫心里漾起一絲欣慰。在梅玫的幫助下，小文找到了人生中第一份工作，并一點點向好向上。

“莎姐”

“莎姐”走進校園為青少年普法。受訪者供圖　　在大渡口區人民檢察院門口，我第一次見到這位傳說中的“莎姐”——梅玫。

齊肩短發，皮膚白皙，臉頰微微有些圓潤，算得上典型的“旺夫臉”。不過留給我印象最深的，還是始終掛在臉上的笑容——打破了多年以來我對檢察官“嚴肅”的印象。

“誒，我覺得你好瘦啊。”就像年輕人“網友見面”一樣，她一句話就拉近了彼此的距離，“哎，我現在是屬于生了二胎還沒恢復，看到瘦的就比較羨慕。”梅玫笑著在自己的腰間比劃了一下。簡短的幾句聊天，就透露出她被年輕人喜歡的特質——親切亦真實。

在她的辦公室剛坐下，就有電話進來。

“嗯嗯，這個娃兒本質不壞，所以還是想給他機會，現在取保候審階段表現還是多不錯的。我給他在解放碑一家理發店找到一份洗頭的工作，之后我們應該不會走起訴流程。”類似這樣關于“青少年”的電話，梅玫幾乎每天都會接到。有時候是律師，有時候是一些“犯錯”孩子的監護人或者受害者家長。

說起“莎姐”這個稱呼的由來，梅玫說最早是取自院里一位名叫王莎的女檢察官名字，加之《說文解字》中，“莎”是指多年生草本植物，地下的塊根稱“香附子”，可入藥。而他們的工作，從某種意義來說，亦是取其入藥，“治病救人”的含義。

2004年，梅玫和王莎等幾位檢察官，一起組成了“莎姐”青少年維權崗，通過多年努力，“莎姐”模式已經在全市乃至全國得到認可。重慶市人民檢察院在全市三級檢察院推廣“莎姐”經驗，聚合了416名檢察官，招募848名“莎姐”志愿者，組建45個“莎姐”青少年維權崗，打造50人的心理咨詢師團隊，選派82名“莎姐”檢察官，走進128所市民學校任法治副校長，搭建起1000余人的合適成年人庫。

“‘莎姐’是一個團隊，是我們一起共同創建的為未成年人提供法律幫助的平臺。”梅玫說，每一個案件都要依靠大家一起努力，想對策、出主意，她不過是這個團隊里一員，如今，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其中，讓她感到欣慰。

而在這13年的工作中，梅玫的這支“莎姐”隊伍，對400余名涉罪未成年人進行了個別幫教，幫助48名受害未成年人走出心理陰霾;促使56名“微罪不訴”的未成年人重新回到了課堂和社會，小文就是其中一位。當年的事已經過去五年，小文也走出陰霾開始了新生活，“現在工作做得很不錯，好像還耍朋友了。”

“我和很多人其實都還有聯系，朋友圈還經常點贊留言。有個年輕人，在湖南一家4S店賣車，現在已經是片區的銷售經理了，他升職那天還特地來告訴我。”梅玫的眉眼一直舒展著，聽得出來她言語中的滿足。

在一個工作崗位，一干就是13年，這樣的重復工作會讓人有一絲倦怠嗎?梅玫的答案是否定的，“每個案件都不同，每個個體也不一樣，看起來是相似的內容，但每一次都是挑戰。”她始終覺得幫助迷失的少年，重新找回自我、融入社會，是一件值得驕傲和欣慰的事。

“孩子沒有好壞之分，所謂的壞，不過是因為家庭問題或者外界侵蝕，映射在他身上的錯誤。”梅玫說，每一個孩子都像“天使”一樣，帶著善良來到人間，偶爾有幾個因為不小心走岔了路，折了翅膀，她所要做的，就是把他們帶回正途，修復他們的“羽翼”，或許路途艱辛，但是她一定不會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