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實現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成為我國統籌發展與安全的重要支撐，彌合理論與認識分歧，提升科技與經濟融合發展的治理能力更加迫切。

長期以來，我國科技創新政策與經濟政策之間的銜接與融合不夠。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既有部門分割的事實，也有更為深層的理念和理論分歧。科技創新治理以演化經濟學為主要理論根基，經濟治理以新古典經濟學為主要理論根基。雖然兩個學派都認為技術進步是經濟長期增長的關鍵，但兩者對科技創新和經濟增長的理解存在顯著差異，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科技創新政策與經濟政策的割裂。當前，實現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成為我國統籌發展與安全的重要支撐，彌合理論與認識分歧，提升科技與經濟融合發展的治理能力更加迫切。

兩個學派在治理理念方面存在分歧

新古典經濟學與演化經濟學的思維范式不同、對科技創新范圍的理解不同，對經濟增長過程的認識不同，造成了兩個學派在創新驅動發展治理理念方面的主要分歧。

首先，新古典經濟學與演化經濟學的思維范式不同。新古典經濟學思維范式與經典物理學一致，具有分子論和還原論特征，認為個人、企業、政府都可以基于“理性人”假設進行同質化處理，一般不考慮不同層級存在質的差異。演化經濟學基于生物進化理論，認為人與人、企業與企業、國家與國家都存在異質性差異，正是這種差異推動了演化進程，整個世界是從個體到企業、產業，再到整個宏觀經濟的不同層級構成的復雜系統，并認為經濟演化具有歷史根源，并不存在任何純粹的經濟問題，必須綜合考慮科技、社會、經濟、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在具體的歷史背景中研究。

其次，新古典經濟學與演化經濟學對科技創新范圍的理解不同。以新古典經濟學為基礎的主流經濟學觀點認為科技創新主要是基礎研究和“高精尖”技術開發，而演化經濟學認為科技創新的內涵更為廣泛，無論是成熟技術知識的應用與改良，還是前沿技術開發、基礎研究突破，凡是能改變原有生產函數的知識及其應用都是創新。

再次，新古典經濟學與演化經濟學對經濟增長過程的理解不同。以新古典經濟學為框架的經濟增長理論認為經濟增長源于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勞動力和技術進步等多因素，但研究主題集中在資本、勞動力、消費、儲蓄等方面，長期將技術作為“黑箱”不去深究。演化經濟學認為經濟增長源于創新，經濟中新知識的出現和應用導致經濟參與者差異擴大并出現新實體，繼而實體種類增加，系統發生質變和結構變遷，最終推動經濟增長。

演化經濟學對經濟演化的認識更深刻

演化經濟學認為，由創新驅動的持續變化是市場經濟的核心特征。在宏觀層面，演化經濟學認為現代經濟是政治、社會、文化與市場交織的混合體,經濟增長過程包括政府政策、體制機制以及技術和產業的協同演變。在微觀層面，演化經濟學承認人類行為的自利性，但并不認為人類的行為邏輯和方式是被效用最大化原則鎖定的。人們能夠嘗試新方法，改變正在發生的或者已經存在的事物，這恰恰就是創新。

如果將經濟體比作一個人的身體，那么投資、勞動力等就是食物、水和空氣，沒有這些要素，身體就很難成長壯大。而技術、工藝等知識就是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質等要素，正是這些要素直接向身體供給能量。經濟增長離不開新古典經濟學框架所關注的投資、勞動力等要素，但正如食物和水必須轉化為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質才能為身體成長提供能量一樣，在演化經濟學看來，投資、勞動力等生產要素也必須轉化為技術、工藝等，作用于商品和服務的生產過程，才能推動經濟增長。因此，實現經濟增長，必須要有新知識的應用，即便是粗放型增長，也需要既有知識的復制。知識應用和擴散速度越快，經濟增長也越快。

從我國實踐看，創新始終有力推動了我國工業化進程。仔細觀察會發現，我國經濟快速增長表層上得益于大量的投資(包括外資)、勞動力流動和出口，但深層上依然是創新發揮了巨大作用。中國在短時間內，走過了發達國家很長時間才完成的工業化進程，主要原因就是在這種壓縮型工業化過程中，多種技術創新模式并行演化，相互交織、相互促進，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等創新方式協同演進，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集成創新和原始創新等技術創新模式交相促進，為經濟增長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能量。

更好統籌科技與經濟融合發展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與科技創新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復雜環境。不斷提高國家創新體系效能，更有效發揮科技創新對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的戰略支撐作用，不僅需要不斷提升我國科技創新治理水平，更需要科技創新治理與經濟治理實現有效融合。這就要求科技界、經濟界，以及相關部門取得基本共識，采取更多協調一致的行動。

第一，要圍繞科技創新內涵與經濟增長過程達成基本共識。首先，需要更多從經濟活動中知識生產和應用的視角來理解科技創新的內涵。只要是能夠提升生產效率、優化資源配置、改變原有生產函數的知識創造或應用都是創新。對科技創新的理解要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經濟規模和經濟縱深層次而變化。具體到我國，既存在著對既有成熟技術和知識應用的巨大需求，也需要在人工智能、量子科學等關系未來產業競爭力和國家安全的前沿技術方面站穩腳跟。其次，是對經濟增長過程的共識。既要從投資、勞動力、儲蓄、消費、出口等視角理解我國經濟增長，更要從知識生產、引進和配置視角看待經濟增長。雖然經濟增長離不開投資、勞動力等資源，但盲目擴大投資也會造成產能過剩與關鍵核心技術受制約并存的現象，使我國經濟出現“大而不強”“阿喀琉斯之踵”等問題。從知識和創新的視角理解經濟增長，進一步優化資本、勞動力等資源配置，能更好避免這些問題。

第二，要更多以演化經濟學思維更好促進科技與經濟融合發展。新古典經濟學范式和凱恩斯經濟學范式可以處理短期問題，但在知識經濟時代，要維持國家經濟長期穩定增長，需要綜合考慮國內發展階段、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科技發展態勢等多方面因素。由于演化經濟學的思維范式將經濟活動看作系統演進的過程，更適合在戰略和宏觀層面來指引經濟與科技融合發展。一方面，演化經濟學將經濟活動視為基于創新的連續演進過程，面向未來的統籌謀劃既要考慮演化歷史也要考慮演進方向。從演化的視角看，當前我國經濟發展迫切需要創新驅動，并不是說以前的經濟增長不需要科技，現在突然需要了，而是說現在對高精尖技術知識的需求更大了，對自主性技術知識的需求更大了，需要在這些方面加大科技創新活動的資源配置。另一方面，演化經濟學將經濟系統的演進視為由創新驅動的市場、政治、社會、外部環境等多種因素的協同演進過程。這不僅有利于依據我國的市場特征和制度特征統籌謀劃科技創新和經濟發展，而且有利于從中長期應對中美博弈、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內外部沖擊。此外，在微觀治理方面，要充分發揮新古典經濟學思維、工具和方法在量化分析具體問題方面的優勢和激勵約束機制設計中的優勢。

第三，要吸納系統論、耗散理論等，不斷豐富科技與經濟融合治理的思想基礎。科技創新和經濟社會發展協同演進，關鍵是促進系統演進動力的形成。例如，大學、企業、研究人員等不同主體、不同層級的演進動力不同，科技創新治理既要充分激發這些主體的動力，同時也要協調這些動力服務于整個系統演進，避免系統內耗和混亂。如果把國家創新系統比作一個渦旋系統，阻礙創新的各種因素就像是渦旋中的石塊，提高國家創新體系效能就是要打破這些石塊，促進渦旋的順暢運轉。因此，面對復雜的科技創新系統與經濟系統，需要不斷吸納系統論、耗散理論，充分研究自組織與他組織的適當性，豐富治理的思想基礎，進一步提升科技與經濟融合發展的治理水平。

(楊 洋 李 哲 胡志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