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洺君是一名心理咨詢師，她和同事一直通過熱線，幫助在疫情期間有需求的人，而且一干就是三年。

人們或許很難理解，在四天預防性隔離的第三天，僅僅因為沒能等到一直被允諾帶來的牙膏，處于異地備考狀態的女孩情緒接近崩潰。但在接話員杜洺君看來，這就像一顆炮仗引爆了情緒一樣，疫情期間很常見。她和同仁在武漢實施城市管控的那刻起，就敏銳覺察到，相比肉眼可見的醫療救治，公眾對未知病毒的極度焦慮，迫切要求他們打一場沒有硝煙的心理免疫戰。他們成立了湖北心理熱線，面向全國甚至全球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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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國泰心理研究院院長 杜洺君：首先是聆聽，我聽你描述你的行為，我可以去聆聽到你情緒和行為背后的感受、想法、期待，和你這個人；第二，其實有個叫同理的過程，同理他的感受，因為感受是不能被否認的，每個人都有獨立的感受；然后，我們給他一個澄清和反饋，比如說那些很好的問題，真的讓你難受的是什么，其實我們會發現超越了問題本身。

專業和經驗提醒杜洺君和同事，諸如傳染病等重大社會事件發生后，暫時無法借由自己、親朋好友消除恐懼的人們，往往會將最脆弱無助的一面投向陌生人，而傳染病特性剛好放大了電子網絡作用，其超越時空、保證隱私的優勢，讓他們迅速抵達求救的人們。三年來，熱線一直在線，撥入電話已累計達27000多個。但杜洺君總是說，咨詢師這個群體其實能力有限，是解決問題的N分之一，她總提醒咨詢師們，把“我能為你做什么”這個問題，拋向來電者。

湖北省國泰心理研究院院長 杜洺君：比起我們知道我們能做什么，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知道我們不能做什么。當我們做完了梳理和澄清之后，我會用這句話來分彼此的責任，因為那個困境是你的，不是我的，啟發當事人向內思考，啟發他自己的力量呈現。

不久前，一位備孕女性打來電話。身體本來就不好，又遭家庭生育壓力，終于迎來最佳備孕時機，她和愛人卻雙雙感染新冠，她不知道孕育一個生命又要等到何時，從萬事俱備到戛然而止，她的內心極為焦灼。

湖北省國泰心理研究院院長 杜洺君：咨詢師像什么？像心理上的110，出現危機的時候再打。其實咨詢最大的意義和價值是看見，我們幫助當事人，幫他去看到有哪一個是希望，有哪一點是事情本身的縫隙（突破點）所在，我們幫他去看，看他手里的資源，然后他自己去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案，因為答案不在我手里，永遠在他手里。

心理熱線就像一個中轉站，人類的海量負面情緒，來到這里得到澄清、處理和放下。事實上，杜洺君才是她自己的第一個咨詢者。2014年，她拿到咨詢師證，也正是這一年，她在毫無征兆的情況下被診斷為乳腺癌二期。她感受到切實存在的恐懼。

湖北省國泰心理研究院院長 杜洺君：這個就像把一個人對于死亡的恐懼，從遙遠的未來，“啪”，就拉到這個人的面前。我可以僵在那里，我也可以逃避，但是我始終要面對。所以我是從化療的第一天開始發朋友圈的，我給了我自己一個意義。其實意義是做心理咨詢的一個重要方法，所以我給每一次化療都起了名字。我的目的是叫“新中國解放（成立）”，就是隱喻我會康復的，這四次化療就是遼沈（戰役）、平津（戰役）、淮海（戰役）和渡江（戰役）。我的心態上開始從容了，是一個全然接納的過程。當你選擇了生，可能你的全身心就朝著生的方向去努力。

渡人先渡己，把心理知識運用到自己身上，杜洺君說除了實際年齡，她還該是九歲：從確診至今，她安全走過了九年。

湖北省國泰心理研究院院長 杜洺君：2018年，在一本書上寫下這么幾個字：腫瘤心理治療師。當寫完這幾個字的時候，我的淚水一下子就流出來了。可能在那個瞬間，我拿到了我的使命和價值，而且我做到了。我現在回轉身來，告訴那些還沒有經歷過這一切的人，他是有跡可循的，是有成功案例可參照的。

有了心理學上的自我療愈，杜洺君更加堅定疫情時的公益決心。她發現，相比曾經一個月來電上千，如今有了斷崖式下跌，但她依然希望熱線能持續一段時間，等等那些心理恢復緩慢的人，讓每個人都有發聲的渠道。

湖北省國泰心理研究院院長 杜洺君：心理咨詢的目的，不是一定要讓他做出改變，而是讓他知道自己在哪里。其實他困在那里，也是很需要力量支持的。

杜洺君說，疫情是公眾了解心理咨詢的一大契機，其神秘感在被打破，對心理問題的恥感在弱化，“男兒有淚不輕彈”等刻板印象也在逐漸改變。或許，心理應該像呼吸一樣稀松平常又極為重要。

湖北省國泰心理研究院院長 杜洺君：我常常說，比我們去處理心理危機，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做心理健康教育，我們要讓更多人知道那個規律，遇到問題會發生什么心理反應，這個心理反應會經過幾個過程，會形成什么樣的結果。當我們知道這一切的時候，實際上大家的心理問題就會減少一半，然后真的面對不了這個問題的時候，再來尋求專業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