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月8日閉幕的東京奧運會上，擁有29名運動員的難民代表團沒有一枚獎牌進賬。閉幕式上，世界各地的運動員沖著國際奧委會直播鏡頭展示著金銀銅牌。不過，難民代表團仍有值得驕傲之處，比如說，跆拳道選手基米婭和馬拉松選手加布里耶索斯都挺進了半決賽，還有5位選手創造了個人最好成績。

難民代表團是2016年首次出現在奧運會的，東京的參賽難民選手從10人增加到29人。其中24人在比賽中都是“一輪游”出局，大多數人沒有得到直播特寫鏡頭。得到最多關注的是詹姆斯·錢杰克，因為他在男子800米預賽時不幸摔倒，被甩在最后。到達終點時，他的眼淚落到了跑道上，“這是我人生中最失望的時刻”。

“但下次我會做得更好。”這是錢杰克第二次參加奧運會，他希望還有第三次。他小時候就能跑，鉆進一個個灌木叢，只是為了躲避被抓去做童子軍。在南蘇丹，錢杰克的父親死在軍隊里，他們想讓他代替父親參戰。他逃到了肯尼亞，在難民營被發掘成為中長跑運動員。

東京奧運會入場時，難民代表團打的是五環旗。旗桿上是兩雙膚色不同的手。加布里耶索斯的手曾陷入滾燙的沙礫，他在沒有水和食物的情況下徒步穿越非洲沙漠。馬爾迪尼的雙手曾被海水泡腫，她在愛琴海里游了3個半小時，扶著滿載20人的小船到達希臘。

開幕式和閉幕式上，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都提到了難民代表團。“你們用才能和精神證明了難民對社會的意義。我們張開雙臂歡迎你們，為你們提供一個和平的家園。歡迎來到奧林匹克社區。”

29名難民運動員來自敘利亞、南蘇丹、阿富汗等11個飽受戰火蹂躪的國家，每個人的經歷都關乎死亡和離別。

游泳運動員馬爾迪尼參加過里約奧運會。她仍記得，當攝像機從他們身邊掠過，馬拉卡納體育場爆發出的歡呼聲。她覺得，自己代表著“為了沒有炸彈的生活而冒險穿過大海的敘利亞人”。

東京奧運會，泳池對面的看臺上有來自不同國家的支持者。馬爾迪尼孤獨地站在出發臺上，像5年前一樣，提醒自己專注于泳池。她再次無緣半決賽，但比2016年的自己快了3秒。

5年前，馬爾迪尼的100米蝶泳最好成績，離里約奧運會的資格標準還差9秒。德國奧林匹克團結組織聯系到了馬爾迪尼所在的俱樂部，她獲得了參賽資格。難民運動員不需要達到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規定的資格標準，由國際奧委會根據平時訓練成績、個人經歷、是否擁有聯合國確認的難民身份等綜合決定參賽名單。

但馬爾迪尼當初本能地想拒絕以難民身份參賽，“那意味著炸彈、大海、邊境、鐵絲網和羞辱”。她在從敘利亞逃往德國的途中，曾被塞進過濕熱發霉的馬車，在穿越匈牙利邊界時“像逃犯一樣”蹲在玉米地里。

恐怖的回憶包括那段讓她出名的故事：穿越愛琴海時，船只出現故障，她跳進水中扶住小船，直到到達希臘的萊斯博斯島。她不喜歡媒體稱自己為“英雄”。“我不是英雄，我只是想未來還能游泳。”上岸后，死里逃生的喜悅只持續了幾秒。在她們渾身發抖時，商店里的人像趕走流浪貓一樣把她們趕走，拒絕賣給她們食品和水。

她害怕難民身份帶來爭議，想憑實力贏得比賽資格，但教練問她，“你的夢想不就是參加奧運會嗎?無論是代表敘利亞、德國還是難民，你都在游泳，不是嗎?”

奧運會是她早已被戰火模糊的夢想。2011年，“阿拉伯之春”席卷中東和北非。在敘利亞，人們不得不在白天關上百葉窗，打開電視，看著屏幕下方滾動更新的死亡人數。馬爾迪尼一家人不斷在慌亂中搬家。他們的房子被摧毀了，“所有的記憶都被埋在瓦礫中”。她沒來得及搶救出心愛的照片和玩偶。

那時，馬爾迪尼帶著對未來的不安跳進泳池，幻想著未來能夠代表敘利亞參加國際比賽，直到炸彈呼嘯著落入泳池，或者打在她訓練回家的路上。她和姐姐千辛萬苦來到德國，難民庇護所的一名翻譯幫她聯系到了游泳俱樂部。

成為難民代表團候選人之一后，她收到了來自世界各地的來信，其中一個年輕人就在敘利亞。他的母親在戰爭中喪生。“食物太貴了，我幾乎不吃。”他寫道，“我的生活很艱難，但你激勵我繼續前進。”

馬爾迪尼把這封信讀了一遍又一遍，她決定去參賽。

對很多人來說，參賽就是勝利。加布里耶索斯即便擁有聯合國難民署認證的難民身份，也曾兩次因為簽證問題無法參加國際比賽。由于跨境旅行受限，他無法參加其他世界級運動員經常參加的比賽。

“參加奧運會就像‘復活’。”難民團的一位舉重運動員說，他已經7年沒參加過國際比賽了。

馬爾迪尼的同胞、里約奧運會游泳選手阿尼斯曾在土耳其待了4年，由于沒有土耳其國籍，他被禁止在該國參加游泳比賽。“這就像一個人在學習，學習，學習，卻不能參加考試。”阿尼斯說。

東京奧運會難民代表團的柔道男女混合隊由6名成員組成，他們分別來自敘利亞、剛果、阿富汗和伊朗。一起訓練的2個月里，不同的語言文化給他們的交流造成不少障礙，但他們很快建立起信任。其中一位運動員說：“團隊訓練開始時，我有點擔心。但我發現我們都有相似的故事。”

雖然第一輪對陣德國隊時就敗下陣來，但下場時，6人大笑著擁抱著，“我們會變得更強，然后再次回來。”

聯合國難民署一位發言人說：“運動是與人互動、與人見面、學習和獲得新技能的過程，不僅有助于這些難民適應新環境，而且有助于他們走向未來。”

奔跑對女子800米選手洛孔尼來說，意味著自由。在南蘇丹，女性不允許運動，當地流傳著運動會讓女性無法生育的傳言。就連她的父親也阻止她。“但我必須跑!”她在接受采訪時舉起右手，敲打著左手手心，“任何人都有權通過體育改變自己的生活。”

從南蘇丹跑到肯尼亞的她，最初對“奧運會”都很陌生。當她被選拔為里約奧運會候選人時，她以為“巴西就在肯尼亞”。

“我這輩子從沒跑過步”，田徑選手穆罕默德在蘇丹的家里只會踢球，球是用襪子和破T恤揉在一起做的。他8歲時，民兵橫掃他們的村莊，殺害了包括他父親在內的97個村民。2013年，他花了72小時徒步穿越6萬平方公里的西奈沙漠，逃往以色列。

剛到以色列，因為教育水平低，穆罕默德只能在工地上砌墻，和另外7個人住在只有一個房間的小公寓里。一次和難民朋友踢球，朋友發現他耐力很好，建議他加入當地的跑步俱樂部。“剛開始只是為了表現自己”，后來他愛上跑步時能“做自己”的快樂。但他無法達到專業運動員一樣的訓練強度，同時要打好幾份工。2017年，他獲得了國際奧委會難民運動員獎學金，辭去工作，進行全日制訓練。

2016年，國際奧委會設立了奧林匹克難民運動員獎學金，促使各國奧組委發掘生活在該國、有運動潛力和天賦的難民運動員。根據2020年的報告，已有13個國家的56名難民運動員獲得該項目支持，參加東京奧運會的29人正是從中選出。國際奧委會已提供300萬美元，每月支付每位運動員1500美元。

奧運會結束后，這筆資助仍會繼續。難民運動員將回到庇護國繼續運動生涯。錢杰克、洛孔尼等4位田徑選手將回到肯尼亞的洛魯佩訓練營，為爭取下一屆奧運會的參賽名額而努力，“這里沒人把你當成靶子”。這個訓練營是前馬拉松世界紀錄保持者、東京奧運會難民代表團團長洛魯佩創立的。

“在奧運會之前，沒有人愿意接近我們。”洛魯佩說，“他們過去常常說我們的壞話，不知道我們是認真的運動員。人們害怕會發生點什么。”

過去5年，馬爾迪尼作為國際泳聯獨立運動員隊的一員不斷參加國際比賽，還成為暢銷書作家、聯合國難民署親善大使。她在訓練之余去難民營與難民交談，在國際場合演講，提醒大家難民危機的存在。

“沒人選擇成為難民，難民只是給我和我的處境起的一個名字，它不代表我的個性和我正在取得的成就。”她說。

她也像所有愛美的姑娘一樣，在社交軟件上曬出和閨蜜的自拍。有網民說她“不像個難民”，她反駁說，“我是難民，不代表我要一直哭泣”。只有她自己知道，夜晚的噩夢時常將她帶回年少時的恐怖經歷。去匈牙利參加比賽時，她會遠離火車站，她曾在逃亡途中在那里碰上了警察，差點被抓進監獄。

不過，奧運會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復雜的政治因素仍是懸在他們頭上的利劍。在以色列暫居的穆罕默德，參加其他比賽時代表以色列，但由于兩國關系緊張，他總擔心蘇丹的家人會受到影響。蘇丹與以色列達成新的關系正常化協議后，他又時刻生活在被驅逐回蘇丹的恐懼中。

聯合國難民署工作人員斯蒂芬·帕蒂森說，奧運會后，難民運動員們急需獲得更多機會，無論是比賽還是賺錢。

從里約到東京，難民代表團的人數增加了，他們所代表的難民數量也從6000多萬增加到8000萬。據聯合國難民署最新報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高峰期，160多個國家關閉了邊境。2018年至2020年，有近100萬名兒童出生即成為難民。他們中的許多人可能在未來數年內仍是難民。

國際奧委會決定，2024年巴黎奧運會仍將繼續組建難民代表團，“向世界傳遞希望的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