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憑一戰與中國系列蜚聲海內外的華裔歷史學者徐國琦，在其回憶錄性質的《邊緣人偶記》一書中詳述了其美國的求學、著述和教書生涯，讓人們再次對華人學者的美國學術養成記有了最新的認識，并得以對美國學術江湖一窺堂奧。細究起來，幾乎每個知名華人學者都會直接或間接講述自己在美國問學的酸甜苦辣，比較膾炙人口的有黃仁宇的《黃河青山》，李歐梵的《我的哈佛歲月》，孫康宜的《從捕鯨船上一路走來》等，而老一輩學者余英時、何炳棣、唐德剛、許倬云等等也都在各種回憶與雜憶中提及相關話題。“美國學術江湖”這個話題的熱度及人們對它的興趣，自然與改革開放以來赴美留學人數與日俱增，中美兩國學術交流日益密切，華人學者在美國學界登堂入室者越來越多這些時代大背景有關。前輩們的得失進退，足以為后來的有為學子提供有益的參考或鏡鑒。

從這些“問學錄”和“問道集”中不難看出，在美國一個“學人”的養成要求極高，可謂曠日持久歷經磨難備極艱辛，尤其是博士環節，首先需要過語言關，要懂三門語言，而有研究日本的學者“被迫”老老實實學了三年的日語。然后最重要的是找到好的題目，有好的角度，如果有新資料最好，比如徐國琦的博士論文圍繞一戰中的華工角色，就兼具好題目與新資料兩種優勢，至少可以收先聲奪人之效，而老資料如果通過新理論新視角能讀出新意思有新發現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比如李歐梵用新的文學理論來重新解讀中國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文學。總之，如果不能開風氣之先，至少能保證給既有的學術大廈添磚加瓦。

接下來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資料環節，要踏踏實實搜集資料和啃資料，像徐國琦為了收集西線華工的資料，花了三年時間去英加法等國查閱政府機關和相關機構乃至個人收藏的相關檔案文件，可謂上窮碧落下黃泉了。這也讓人想起余英時曾經說過的一句話，大概意思是：面對很多材料，僅僅做到博雅通識是不夠的，需要進行知識的構建，將其納入有體系的知識。有不少人都提及，有很多好的題目，因為資料的豐富度不夠，作者被迫中途換題，前功盡棄之余還多耗費了很多時日。

當然，在大倒苦水之余，華人學者們也都對美國頂尖學府學術資源的豐沛便利，學術大師們的學養人品贊譽有加，而可以在本專業的求學之外親炙很多一流學者的授業，并參加大咖云集的各種學術會議，更是讓華人學子們甘之如飴。徐國琦就自述由于耽溺于這些課程和學術活動，幾乎耽誤了博士論文的寫作，后來還是在女兒“不要成為跨世紀人才”的催促下，才結束了長達九年的讀博生涯。

漫長的讀博生涯熬出頭，只不過是另一場漫長的教學生涯的起點。除了特別出類拔萃者，能夠在美國名校和學術機構里任職的華人學者可謂鳳毛麟角。就像徐國琦吐槽的那樣：無論我們學問多好，知識多淵博，今天的美國一流大學極少雇用像我們這種中國內地背景的邊緣人，難怪很少有來自中國內地的歷史學者在這些常春藤學校任教了。類似的抱怨唐德剛在《史學與紅學》里也表達過：我于一九四八年去了哥倫比亞大學，主要學的是西洋史。碩士畢業后，繼續攻讀博士學位，轉為研究美國史。獲得博士學位后，因為學美國史在美國很難找到工作，為了謀生，我才改為研究中國近代史。不過，人們所熟知的華人學者們基本上還都能躋身于殿堂級的大學及學術機構并取得令世人矚目的學術成就，不過反過來說，這可能也是他們能夠為人們廣泛知悉的主要原因，而更多的華人學者則是在二線學校和機構里默默無聞地做著自己的貢獻。

在美國教學不是一個輕松的任務，雖然在讀博期間學者們就普遍有助教任務，但真正獨當一面時則又另當別論。像李歐梵、徐國琦等人的高適應性和大受歡迎，和黃仁宇的蹇促逼仄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當然除了個人性格以及年輕一代學者更為自信等原因外，時代背景和學生群體的變化也是主要因素。黃仁宇要對付的是那些對中國歷史一無所知卻有一堆成見和偏見的美國學生，而李歐梵和徐國琦們已經可以向來自大陸和港臺的、比較能有共鳴的學生們授課了，而大中華地區現代化的成就以及華人學者群體在美國學術界的崛起及其提供的人脈資源，也令新生代華人在美國學術江湖的行走更為順暢。

一個學者除了教書育人養家糊口之外，在自己的研究領域出版專著是一個規定動作，其艱難程度不啻博士論文的成倍放大，也因此那些博士論文比較順遂的，似乎出起書來也是順風順水，像李歐梵和徐國琦等幾乎出一本火一本，而《黃河青山》里黃仁宇出書的艱難與煎熬則讓人倍感同情。

總之，能在美國學界立足乃至揚名立萬，無論讀博，還是教學，還是出書環節，都給人自古華山一條路的感覺，似乎不經歷孟子所說的那種磨煉不足以脫胎換骨。當然如果能足夠幸運趟出一條新路，則會東方風來滿眼春，盡享優渥的學術生涯，無論是待遇優厚的名校職位、寬松的學術假期，還是滿世界飛的學術會議，都在觸手可及的范圍。

當然，即使那些學有所成乃至大成者，也難免會有些許邊緣人的感覺。向一個強勢文明求學問道，要嚴格遵循其學術范式，又有著跨文化和跨語言的挑戰，種種或明或暗的壓力難以盡言。而在他國做研究本身，就足夠尷尬，研究在地國文化，難以匹敵當地學者，研究母國文化，則又有隔岸觀火之感。

對于邊緣人的感覺，徐國琦在其書中有著精到的表述。在他看來，邊緣感除了有時來源于某種莫名其妙的被排斥感之外，華人學者從事人文事業，教書育人，實在是以己之短，擊人之長：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豪情偶然也會有，但是概率是很少的。在美國時，總是感覺江山畢竟是別人的，文字也非母語。雖自認不比金發碧眼們差，但付出比他們要多得多。有時悄悄想，與其寄人籬下，不如歸去，不時冒出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和“田園將蕪胡不歸”的想法。

當然，邊緣自有其優勢，能夠讓人比較超脫，跳出來看世界做學術。按徐國琦的說法，學人或知識分子必須是邊緣人，甚至是流亡者。邊緣人必須獨立于體制之外，才能有學術自由，而不囿于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一畝三分地”，才可能有多重視角，多重立場。

這種多重視角和多重立場，對于華人學者從邊緣人“搖身一變”而為中美雙方的學術擺渡人，自然大有裨益。自中美建交尤其改革開放以來，華人學者對雙方的學術交流花費了巨大心力，對國內學術界的學術規范和研究水平的提升并與國際學界的接軌，發揮了重要作用。而新生代華人學者在借得歐美學術工具后，反身將更多大中華地區的素材納入研究的視域，則為大中華地區現代化經驗朝向普世性升華提供了更多可能。

雖然手握西方學術利器，中國的文化基因令這些華人學者始終不能忘情于中國。來自臺灣地區的孫康宜早年以研究美國詩歌著稱，后來充分體認到中國文化根底對其學術進階的重要性：看到《詩經》里的詩歌和充滿了儒家氣息的《毛詩注》，就立刻會想到《圣經》里的《雅歌》，在腦海里對兩種文化的不同產生了有趣的比較。但這種比較的角度是從前小時候所沒有的。我發現，愈對中國文學和文化有所認識，就愈可能有舉一反三的閱讀樂趣。

而徐國琦也反復強調自己對中國，特別是對文化中國抱有無限的敬意和關懷：自思雖然英文不是我輩強項，但我們有我們的長處，那就是深層的文化意識及對不同文化的獨特理解。而身為華人所天然擁有的家國情懷，又令華人學者對學術爭鳴多了幾分“政治”敏感性，這在何炳棣圍繞漢化問題“大戰”羅友枝(EvelynRawski)上體現的最為明顯。

在華人學者的憶述中，中外師友交游占了相當大的篇幅，讓人們對美國學界的變遷，學術傳承，中國學術社區的成長等等有了第一手的認知。平心而論，美國學術大師們對華人學子多有幫扶，而華人學術圈自己的人脈資源也日見豐厚。在這些人與事的風流聚散中，象牙塔里的學術如何受到各種社會思潮的沖擊，新的學術范式如何生成，比如從以典籍學為主的漢學向以近現代歷史和文化為主的中國研究，從沖擊—回應模式到在中國發現歷史的的轉變，以及作為更宏觀背景的兩國社會的變遷等等，無不得以具體而微的展現。

隨著華人學術圈實力的增長，近年來關于建立中國標準并向西方學術規范提出“反向格義”的呼聲漸起。行走于中西之間，肩負學術和文化擺渡人角色的華人學者們的意見自然值得人們重視。大體而言，他們的意見是不要為了標準而標準，為“反向格義”而反向，而更多追求可通約的，普遍適用的標準，并在其基礎上求同存異。

在這方面，孫康宜的見解尤其值得人們傾聽。在其《六朝詩研究》一書中，她是把“表現”和“描寫”當成兩個互補的概念來討論的。這樣，一方面既能配合現代美國文化思潮的研究思潮，另一方面也能借著研究六朝詩的機會，把中國古典詩歌的特征介紹給西方讀者。現代西方人所謂的“表現”，其實就是中國古代詩人常說的“抒情”，而“描寫”即六朝人所謂的“狀物”和“形似”。孫康宜說自己后來讀錢鍾書先生的《談藝錄》，對他那種將中西文化融會貫通的態度既佩服又向往，認為只有像他真正理解了中西方文化，才能更好地把中國文化帶到世界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