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23日，由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主辦的博智宏觀論壇第二十六次月度例會召開。會議主題為“如何防范化解地方債務風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博智宏觀論壇學術委員會主席劉世錦主持會議并發表看法。

以下為演講摘編：

2018年的中國經濟要做實、做優，而非人為做高，要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風險，特別是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問題在于，地方上還需要搞多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有沒有新的化解風險的長效機制?我主要從宏觀經濟的角度來談談對這兩個問題的認識。

第一，地方政府的基礎設施建設存在期限錯配問題。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到各地去看，還有大量的項目需要建設，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問題是多長時間做完，時間上如何分配。短期內上馬大量建設項目，就是為了維持高投資、高增速，實際上還是GDP掛帥。這樣做必定是要出問題的，是不可持續的。

首先會出現的問題是資金跟不上，缺現金流，就要找風險大的資金。有的借錢是為了還利息，實際上成了“龐氏融資”。還是要堅持量力而行的原則，按照已有財力和正常融資能力安排建設項目。第二個問題是，在已有技術水平和發展條件下，能夠建設的項目是一個相對穩定的量。短期內上的項目過多，必然會透支未來的增長潛力，到了某個時候，增長速度會大幅下滑，引起大起大落。在增長速度上需要有全局和長期觀念，給以后留些空間，讓以后的地方政府也有事可做。第三個問題是，短期內上的項目過多還會拉動相關產業過快增長，而增長速度大幅回落后，產能過剩問題更加突出，資源浪費嚴重。近些年產能過剩與此是有關系的。從經濟學理論角度說，需要研究在技術、融資、產業等約束條件下建設項目的最優時間分布問題，當然這也可以轉化為政府規劃和政策議題。

第二，由高速增長到中速增長，風險形成的條件和機制出現很大變化。有些同志認為，現在說的那些問題，過去也都有，這些年不都過來了，而且搞得還不錯。實際上，高速增長具有吸收、化解或后推風險的功能。比如，上世紀90年代末，幾大銀行成立資產管理公司處置壞賬，過了一段時間，卻發現資產質量變好了。一個工廠，廠房設備都不行了，職工也重新安置了，但是那塊地值錢了，價格翻了幾番。這是因為高速增長帶來了地價上升。可是這個條件現在還有嗎?已經不多了，下一步可能是相反的情況，地價要下降。在高速增長期不是問題的，到中速增長期可能都成了問題。從日本、韓國等東亞成功追趕型經濟體的經驗看，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速增長，都經歷了大的金融風險以至金融危機。原因是風險形成的外部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由高速增長轉入中速增長，實現高質量發展，不能不過由于風險形成條件改變而帶來的金融風險沖擊這一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