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十年間，中國出口加工型制造業面臨的國內外挑戰愈演愈烈，招工難問題首當其沖。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響，企業復工復產面臨更嚴重的招工難問題。農民工從中西部向東南沿海地區的大規模流動，受到交通封閉與隔離要求的限制，為解決高效生產問題，企業加快了自動化的進程。

工信部統計數據顯示，2020年1-10月中國工業機器人產量超過18萬，同比增長21%，規模以上工業機器人制造企業營收接近400億元，實現利潤9.2億元，是疫情期間少有的正增長行業。在服務行業，越來越多的酒店引入機器人來執行日常的消毒、送餐等工作，大大減少了人力需求。

勞動力市場正不可避免受到制造業自動化升級的影響：為適應生產自動化帶來的技能升級要求，部分年輕、具備學習能力的工人，將有機會被選中參加技能培訓，轉型為掌握工業機器人技能要求的新技術工人。但同時，大量無技能的農民工被機器人替代，招工難問題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緩解，但技術性失業對他們的影響很大，值得關注。

機器怎么換人

筆者曾在2018年-2019年間，在珠三角做過田野調查。

就動力而言，地方政府基于優化產業結構、培育新經濟增長動能的目的，積極推動“機器換人”。企業實施“機器換人”的根本動力，在于借助工業機器人的持續性和穩定性，提高生產效率、改善產品質量，縮減生產成本是相對次要的考慮。

就產業而言，汽車、電子和家電是最代表性的應用工業機器人的行業。如在汽車的生產過程中，沖壓、焊裝、涂裝和總裝四個環節需要大量工業機器人參與，有的甚至實現了100%自動化。就功能而言，焊接、沖壓、搬運、碼垛、打磨和噴涂是工業機器人在生產線上的主要應用，用于替代工人執行具有重復性、疲勞性和危險性的工作。

孫中偉和鄧韻雪的研究表明，在廣東范圍內，樣本企業中的半數已經開始實施“機器換人”。筆者當時采訪的位于產業鏈中上游的工業機器人系統集成商和本體生產商，近年來的產品供應也增長迅速。

政府公開信息也顯示，東莞從2014年到2017年共有2698個企業申報“機器換人”專項基金，企業新增設備達7萬余臺。佛山從2015年到2017年共扶持368個“機器換人”專項項目，應用機器人超過7000臺。這些數據有助于估算技術性失業的規模。比如，東莞官方預計“機器換人”項目減少用工19萬人。當前并沒有全國性或區域性的相對準確和全面的數據，揭示到底有多少農民工被工業機器人替代，但不同學者的定性及定量研究均反映出這一問題不容忽視。

孫中偉和鄧韻雪對299家已經實施“機器換人”制造企業的問卷樣本分析發現，平均每家減少96人，約占員工總數的9.58%。這些被替換的工人中，89人是普工，占比90.66%。程虹等基于2015年-2017年“中國企業-勞動力匹配調查”的經驗數據，分析出機器人對勞動密集型行業的企業勞動力整體替代效應為2.9%，但對中國勞動力市場的整體替代效應約為0.3%。

筆者認為，在不同行業機器人對工人替代率的差異，主要取決于企業自動化升級的路徑和規模。一般來說，中小企業如果選擇使用少數機器人工作站來執行焊接、碼垛等危險性、重復性的崗位，替換工人的數量較為有限。而如果是大型企業實現整條流水線乃至全部車間較高程度的自動化，受到影響的工人數量就大大增加。就筆者調研過的企業而言，一臺機器人基本可以替代3-4個人，整體用工人數的減少在10-30%之間。

機器換掉什么人

從招工難角度看，中國制造業的自動化趨勢難以避免，但隨之而來的技術性失業似乎并未引起太大關注，這跟企業和政府采取的執行策略、技術話語以及地方主義密切相關。

首先，面對企業的產業升級決策，農民工只能被動接受。且企業的自動化改造是在逐步實施的過程中。通過“自然流失”的方式縮減員工規模，如合同到期后不續約等，企業無需為此支付賠償金。即使企業需要新型技術工人操作工業機器人和自動化設備，也傾向于在勞動力市場直接雇傭。內部培養成本較高，還面臨被同行挖角的風險。

其次，在科技競爭背景下，技術決定論占據輿論主流，某種程度上機械地形成了所謂高端產業與低端產業的對立，忽略了勞動密集型產業升級的長期性和復雜性。當低端就業的農民工被代表高端技術的工業機器人替代時，人們更多看到所謂科技進步創造新就業，失業問題被忽略。另一方面，農民工也更傾向把失業歸結為自己的技術和能力不夠。

最后，在二元分割的勞動力市場條件下，城市政府會提倡農民工返鄉振興鄉村，以減輕其在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方面的負擔。但由于現在的農村社會并沒有足夠多的工作機會支撐大規模農民工返鄉，隨著失業問題的轉嫁和蔓延，后果可能是社會不平等在區域間和城鄉間的惡化。

受年齡、性別、學習能力等客觀條件的限制，這些工人很難通過內部和外部的職業培訓，實現技能升級重返勞動力市場。雖然有的企業會通過調崗，讓他們去其他廠區、部門或崗位，但面對新工作，這些工人往往存在不適應性。筆者曾采訪過一位汽車零部件廠工人，因生產線進行技術改造，他從生產崗位被調到質檢崗位，最終結果還是離開。

此外，有些具有一定技能要求、而又具有危險性，如焊接、噴涂等崗位，機器人的引入會減少職業病傷害，但當農民工從技術崗位轉為普通崗位時，收入下降是大概率事件。或許，他們可以采取一些抗議行動，但效果相對有限。一是因為這些工人數量往往較少，二是因為相比于機器人穩定、精確、持續的焊接和噴涂，他們建立在專門技能基礎上的結構性力量，已經被削弱殆盡了。

被換掉的人去哪了

制造業自動化升級導致的技術性失業，盡管總體規模難以估量，其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已經顯現。

按照歐美國家的經驗，機器人的使用對低技能農民工最主要的負面影響，是迫使他們從制造業向服務業轉移。農民工受教育程度越低，這種跨行業轉移越明顯。這或許是孫中偉和鄧韻雪的研究中，只有27.61%的人擔心因為機器換人而技術性失業的原因。其他超七成受訪者可能覺得在服務業能較容易找到新工作。一位曾在工廠操作CNC機床多年的訪談對象，由于如今CNC機床全部實現自動化，轉行去做足療按摩。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18年，農民工在第三產業就業的比例首次過半，達到50.5%，該數據在宏觀上也印證了就業從工業制造業流向服務業的趨勢。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經濟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大量農民工仍從事家政清潔、網約車、外賣騎手、日結等低技能工作。到手工資或許有所增加，但這類工作通常是短期、臨時的，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工作時間與情感勞動，同時缺少社會保障。一旦遇到勞動侵權等爭議，他們難以通過勞動法律法規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面臨摩擦性失業的幾率和頻次大大增加。

從這個角度看，“機器換人”導致的勞動降級，更多體現在農民工跨行業就業過程中。相比制造業工人，服務業工人的工作場所分散、勞動時間不集中，更加原子化。這天然地限制了他們發起“野貓式”集體行動的可能性與影響力。因此，即使這些工人的遭遇能引起社會公眾的同情，但任何改變的力量，在結構性的障礙中都難以組織動員。

另一方面，制造業自動化可能導致中國的就業結構“極化”，加大跨越中等收入陷進的難度。

早在20世紀80-90年代，歐美發達國家的勞動力市場就因技術進步出現兩極化趨勢，高技能和低技能勞動者的就業份額和工資逐漸增加，中等技能勞動者的就業需求大量減少。部分中國學者的定量研究表明，制造業領域兩極化傾向初露端倪。筆者觀察發現，農民工中只有小部分人獲益于自動化、實現技能升級，大部分人遭遇了勞動降級或技術性失業。盡管家政、快遞、外賣等工作的工資有所上漲，但這很大程度上是沒有購買社會保障的補償。

因此，不能把自動化作為應對中國制造業發展問題的唯一方案。“機器換人”需要高資本投入，即使政府提供補貼，企業仍需大量投資，對出口型企業來說存在一定風險。萬一訂單減少甚至取消，自動化得不償失。制造企業自動化升級仍將是一個長期、漸進、曲折的過程。

為應對新冠疫情，企業自動化進程加快，但勞動力市場存在的新技術工人短缺問題也開始顯現。沒有職業教育和社會分配制度的改善，單純的技術投資，也無法實現全要素生產率的極大提高。先進的機器設備需要掌握專門技能的新技術工人來安裝、操作和維護。就此而言，讓更多農民工參與職業技能培訓，轉型成為新技術工人，并享受更多經濟社會權利是需要持續推動的方向。

但技能形成體系的建設非一日之功。國家可投入大量資源提升硬件教學能力。但由于從事職業教育待遇偏低，難以吸引到兼備實操能力與理論水平的人，技術專業的師資建設同樣存在挑戰。盡管制造業存在種種問題，但在過去四十年發展過程中已建立一套法律規制體系，對農民工的基本權利有基本保障。相比之下，服務業仍處于蠻荒狀態：勞動關系的確認，社會保障的覆蓋，爭議處理的推動，工會組織的介入都需要從基礎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