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公移山(國畫) 徐悲鴻 徐悲鴻紀念館藏
愚公移山(油畫) 徐悲鴻 徐悲鴻紀念館藏
談及中國現代文藝復興的重要人物，如果說文學有魯迅，戲劇有梅蘭芳，那么美術就是徐悲鴻，一直以來，大家對于這位中國現代美術的奠基人的評價頗有爭議，對他的藝術史意義也同樣認識不足。如何還原一個真實的徐悲鴻?“悲鴻精神”的內涵是什么?之于當下究竟有何現實意義?
1月25日，由中國美術館和徐悲鴻紀念館聯袂舉辦的“民族與時代——徐悲鴻主題創作大展”開幕，本次展覽是國內外第一次圍繞徐悲鴻大型美術主題創作進行的全方位策展，也是徐悲鴻美術精品近十年來首次大規模的集中展示。中國美術館館長吳為山談及展覽的意義時說道：“將徐悲鴻作品中民族與時代的關系通過當代新展示、新媒體、新方法、新載體的不斷傳揚與積極拓展，使‘悲鴻精神’的當代彰顯融入新的時代語境，增添新的時代意義。”
徐悲鴻的改良策略
三張主題性巨幅油畫《徯我后》《田橫五百士》《愚公移山》首次合璧，連同《巴人汲水》《保衛世界和平大會》《會師東京》等代表性中國畫作品構成了“民族精神”板塊，占據了中國美術館最重要的圓廳及序廳;左側展廳“圖稿敘事”部分陳列有徐悲鴻創作于1940年的巨幅中國畫《愚公移山》以及為其繪制的20余幅人物圖稿，有為印度詩人泰戈爾創作的肖像及速寫，還有以喜馬拉雅山為題材創作的風景系列;右側展廳“家國憂思”部分陳列的是徐悲鴻為李濟深、馬寅初等民主人士繪制的速寫肖像，以及以奔馬、雄鷹、雄獅、雄雞等動物為題材具有民族象征意義的創作。三個部分既相互聯系，又相對獨立，以大型主題創作領銜，輔之以大量速寫、畫稿，比較完整地呈現了徐悲鴻藝術創作的心路歷程。
近年來，有關徐悲鴻的展覽并不少見，幾乎每次展覽都能形成一些話題，有從寫實的角度切入，有從中西融合的角度切入，但此次展覽卻以“民族與時代”這樣的立意來觀照徐悲鴻的藝術，無疑讓觀眾對藝術家與時代、與民族的關系認識得更加深入。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所長牛克誠觀展后表示，徐悲鴻的民族性與時代性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在時代的浪潮中，徐悲鴻能真正用畫筆表現那個時代，比如預示第二次世界大戰正處在膠著狀態的《會師東京》，比如在國共合作破裂背景下創作的《田橫五百士》，可以說，在民族危亡的關鍵節點總能看到其與之對應的作品。二是在藝術道路的選擇上，徐悲鴻在借鑒西方的同時又保持了本民族的文化根脈。這從他年方23歲發表的《中國畫改良之方法》就可見一斑，其中提出的“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絕者繼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畫之可采者融之”的思想就已經構成了中國畫改良的基本策略。
那么，徐悲鴻究竟是站在什么角度去改良中國畫的呢?事實上，提出借鑒西畫來發展中國畫的思想并非徐悲鴻一人獨有，而是那個時代一批人共同的想法，這其中就包括林風眠和劉海粟，和他們一樣，徐悲鴻也認為中國當時的國畫“頹敗”，必須用西方素描的方法加以改進。“但這不是‘調和’，更不是‘結合’，而是借來為我所用，中為主，西為客、為次。用素描來豐富國畫，但仍然是國畫，是有圍墻的。”中國人民大學藝術學院教授陳傳席指出，徐悲鴻強調中國畫，要發展中國畫，要改良中國畫，創作以中國畫為主，從沒有提出“中西融合”“中西合璧”之說，因為那是沒有主體意識的。
中國美術家協會理論委員會副主任、《美術》雜志主編尚輝也認同，從民族藝術發展的角度，徐悲鴻是最具自覺性的。“但徐悲鴻又是他那一代人中學習西方寫實繪畫最深入的藝術家。徐悲鴻今天留給我們最多的還是對西方寫實藝術的學習借鑒，尤其是其對20世紀初法國學院經典繪畫傳統的一脈相承。從筆墨的角度看，雖然徐悲鴻的作品有筆墨，但和真正的傳統筆墨還有一定距離。”尚輝說，這一矛盾恰恰是徐悲鴻藝術研究的重要線索。
造型語言詮釋民族與時代
縱觀展廳中徐悲鴻繪制的歷史主題繪畫，人物眾多、布局嚴謹、氣象博大，卻很少直接地描繪現實的場景和人物形象，而是借用古典文化資源，如耳熟能詳的歷史、故事、寓言、神話來進行新的詮釋，并以藝術新手法將文化內容和藝術形式對接與糅合。
《田橫五百士》取材于《史記》，《徯我后》取材于《尚書》，而展廳中最受關注的《愚公移山》則取材于《列子·湯問》中的古老寓言，是徐悲鴻客居印度創作的代表作。1939年11月，徐悲鴻應泰戈爾之邀從新加坡赴印度舉辦畫展并宣傳抗日，直到1940年12月才離開印度。這期間，他創作了大量作品，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愚公移山》。據中國美術館研究策劃部負責人邵曉峰介紹，1940年7月，徐悲鴻完成中國畫《愚公移山》，是年9月，完成油畫《愚公移山》。在構圖上，油畫《愚公移山》取消了中國畫《愚公移山》中描繪的挑筐壯漢與負重大象，并將大肚壯漢從開山行列的左二換到左一。油畫的遠景更為開闊，藍天白云、山巒起伏，將觀者的視線引向天際。
為了方便創作，《愚公移山》中的人物模特多由印度人充當，為何要在中國歷史題材中加入印度人形象，徐悲鴻曾說：“雖是印度人，但都是勤勞的勞動者，形象不同于中國人，意義卻是一樣的。”此畫突破了中國繪畫的傳統理念，首次以人體為主要描寫對象，充分展示了勞動中的裸體人物大角度的屈伸、肌肉運動之美。為畫好畫中的十多位人物，徐悲鴻繪制的畫稿、素描稿多達數十幅，他還描繪了許多未見于《愚公移山》畫中人物與動作的圖稿。正是在這種不斷的圖稿敘事中，徐悲鴻的創作思路日趨明晰。
在印度，徐悲鴻還畫了很多其他的速寫及素描，從當地風土人情到各種動物，從偉人肖像到印度風景，從學校音樂課到自畫像，均入畫圖。中國畫《泰戈爾像》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中國人物畫杰作，在創作它之前，徐悲鴻關于泰戈爾的速寫與圖稿多達十余幅，刻畫了沉浸在工作中的泰戈爾的不同神態，這些別具特色的圖稿在鮮活的敘事中實現了形象的藝術展示與文化傳播。
主題性創作是近幾年來中國藝術界不斷在實踐、不斷在探討的話題，而徐悲鴻《愚公移山》為代表的主題創作實踐有哪些方面值得當前的藝術家思考借鑒?尚輝認為，一是主題性創作是否一定要直接用現實的形象來表達。二是美術創作的繪畫敘事同樣也是繪畫的本體特征之一，比如在徐悲鴻的《愚公移山》和《徯我后》中，都可以看到戲劇化的場景和人物之間的矛盾關系。“什么是繪畫語言，色彩當然很重要，但形象是最重要的。徐悲鴻就是用造型藝術的本體語言來表現主題的。暫且不問《愚公移山》畫的是中國人還是印度人，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徐悲鴻著力最多的是用獨特的人體造型(骨骼肌肉)來表現人的張力，從而完成對主題的表達。”尚輝指出，當前主題性美術創作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沒有用人的身體語言來敘事，這是藝術家對造型藝術理解的局限。
寫實主義中的象征意味
徐悲鴻不僅創作了一批尺幅巨大、寓意深遠的歷史主題作品，以此喚醒民眾、激勵斗志，還將這種家國情懷以托物言志的方式寄寓在筆下的萬物生靈，尤其是他所塑造的“奔馬”形象，或駐足凝望，或回首長嘶，或奔逸絕塵，或騰空而起……大有“一洗萬古凡馬空”的氣概。“在寫實主義追求中融入浪漫氣質和象征意味，這可以說是徐悲鴻走獸、飛禽等動物畫的一種獨特創造。”中國美術館副研究館員鄧鋒表示，從具體繪畫手法上來看，徐悲鴻以嚴謹精準的寫實造型構建內在風骨，頗有“瘦骨銅聲”的結構美感;但恣意靈動的筆墨書寫外化寫意形態，又使其筆下的動物具酣暢淋漓的生動氣韻。
徐悲鴻曾說：“余愛畫動物，皆對實物用過極長時間功力，即以畫馬論，速寫稿不下千幅。”對他來說，一幅馬反復畫七八次是常有之事，有的甚至多達20次。為便于練習，徐悲鴻曾在家中養馬以供寫生之需，其嫻熟的畫馬技藝源自大量的造型訓練。他在課堂上為學生示范畫馬，20多分鐘即可畫就一匹四尺整幅的馬，筆墨酣暢，神完氣足。徐悲鴻也愛貓，他自己甚至說在其動物畫中，貓畫得最好。據徐悲鴻之子徐慶平回憶，為了觀察貓的矯敏，將貓畫得傳神，徐悲鴻家里甚至同時養過8只貓。“雖然父親每天下班后特別累，但他還是堅持坐在躺椅上，一邊拿著乒乓球跟貓耍著玩，一邊觀察貓的神態和動作。”1937年，徐悲鴻創作的《芭蕉黑貓》，畫的是芭蕉之下，一黑貓趴在石頭上，回首凝望。筆墨幾乎全以沒骨法畫成，十分洗練，神情畢現。
“之所以強調素描訓練，正是因為徐悲鴻認為這樣可以彌補當時中國畫造型薄弱的問題。”吳為山說，以他的素描為例，其特色在于構成的面塊與線條，產生西方明暗漸變與東方筆墨韻味的結合，他的許多素描的尺幅不大，卻具有豐富的表現內容，善于捕捉對象最具神采的瞬間，糅動勢、細節于一體。尚輝認為，當今的畫家也許在“徐蔣體系”有關水墨寫實人物的畫法上有所突破，但是幾乎沒有人能夠突破徐悲鴻的素描。“徐悲鴻所有的繪畫作品中我認為最精彩的就是他的素描，他學的是安格爾那一代人傳到法國的素描傳統，但他并不過多地著眼于光影的表現，而是通過光影塑造肌肉和骨骼的關系，里面既有他的認識，也有他的高度概括，真正做到了‘致廣大、盡精微’這六個字。”尚輝說。
徐悲鴻寫實主義的豐富內涵與我們今天所理解的寫實主義是否有所區別?鄧鋒認為，對徐悲鴻的寫實和現實主義的評價不應以后來者的理解去強加，而是應該放在具體的情境和實際操作中去理解。“尤其要注意到徐悲鴻寫實主義中理想化、歷史性、象征性、文學性的東西，因為這些和西方古典主義的寫實以及今天我們所定義的古典寫實主義是完全不一樣的。在今天這樣一個多元的圖像時代，現實如果成為一種主義必然會僵化，現實本身是流動、變化的，每個藝術家面對寫實都有自己處理的方式，所以我們不需要拘泥于或者說僵化于用這兩個概念去對徐悲鴻做如此標簽式的理解，而是更多地考察其中豐富的意義。”鄧鋒還指出，今天的主題美術創作在強調政治寓意、強調宏大價值觀的同時，也不應忽略宏大概念下被掩蓋或是被遮蔽的真實的人的感受。
今天，重讀徐悲鴻的主題性繪畫作品，觀眾仍然能夠被畫中所承載的深沉的愛國情懷和藝術革新的勇氣所打動。正如吳為山所說：“今天我們研究徐悲鴻，將發現他的悲天憫人更體現在他的一幅幅由心血集成的作品之中。它們的展示、教化、宣傳與傳播，不斷深入人心，使這些作品緊密地與畫家的家國憂思結合起來，與民眾互舞，與同道互勉，與社會共鳴，與時代交響，這些充滿著民族精神的杰作以及由其圖稿構成的敘事歷程生動地見證了徐悲鴻與其時代的重要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