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美術家協會原分黨組成員、副秘書長杜軍，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在畫展中入選作品、獲獎、取得美協會員資格等方面提供幫助，非法收受他人給予的人民幣131萬元——

被賄賂腐蝕的藝術殿堂

“被告人杜軍也曾是一名為追求藝術夢想而勤懇努力的普通人，也有做一名優秀人民藝術家的初衷……但后來經不住權力的腐蝕，經不住欲望的誘惑……到頭來，失去了所有一切，走上了被告人席，成為人民的罪人……”當公訴人、北京市檢察院第三分院檢察官郭澤鋒在法庭上說到這里時，被告人杜軍忍不住低頭啜泣起來。

杜軍，中國美術家協會原分黨組成員、副秘書長。近日，經北京市檢察院第三分院提起公訴，北京市第三中級法院對杜軍受賄、行賄案進行了開庭審理，并當庭對其數罪并罰，依法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并處罰金人民幣80萬元。

1.扭曲的“機緣”埋下腐敗禍根

1998年，從部隊復員后自謀職業的杜軍到地方打拼，從事美術創作。起初，他一沒名氣、二沒名作，但機緣巧合，他成為中國美術家協會(以下簡稱“中國美協”)某領導的學生。自從有了這層關系，杜軍就開始對自己重新定位，不再滿足于現狀，而是希望能成為中國美協這個“高大上”單位中的一員。

有了這個目標后，杜軍便抓住一切機會跟自己的老師“套近乎”。一次，杜軍提著茅臺酒和現金，以過節看望老師為由，走進老師家門，并鼓起勇氣向老師提出想到中國美協工作的愿望。沒想到，剛剛上任、身邊急需“自己人”的老師當即允諾，很快安排杜軍到中國美協幫忙，并在一年后用招工指標把他正式調入了中國美協。

嘗到“背有靠山”的甜頭后，杜軍致力于用金錢財物維系所謂的“師生關系”。逢年過節、老師生日，杜軍都要表達心意，送去價值不菲的賀禮，在幫助老師處理房屋裝修等個人事務時更是親力親為。在老師的關照和幫助下，杜軍迅速走上通往成功的捷徑，從一名中國美協的普通職工，一步一步提升為中國美協展覽部副主任、主任，中國美協副秘書長。

隨著個人職務的升遷、專業技藝的提高，杜軍逐步在美術界變得小有名氣。特別是當他成為中國美協展覽部主任之后，可謂大權在握：負責組織國內的美術展覽，其間展覽評委的選擇、評選的結果都由杜軍簽字確認，同時，他代表中國美協直接擔任評委工作，參與作品評選。

為滿足越來越大的往來開銷和個人私欲，杜軍把斂財的目光投向了自己手中的權力。

2.迷亂的色彩畫出兩面人生

2010年左右，福建畫商沈某通過朋友介紹，陸續買了杜軍40萬元的畫，成為杜軍的“老朋友”。2012年，沈某專程約杜軍去福建詔安玩，并熱情招待了杜軍。在沈某的畫廊里，沈某借機告訴杜軍，自己希望參加中國美協舉辦的畫展，讓其指導一下。杜軍沒有推脫，利用自己作為中國美協舉辦展覽的主辦方負責人、評委的職務便利，通過影響其他評委，幫助沈某的作品順利通過評審，入選展覽。

2013年，沈某給杜軍打電話，提出再買杜軍20萬元的畫，將20萬元轉到了杜軍的銀行卡上，并告訴杜軍：“有空再畫，不著急，沒空就算了。”同時表達出自己的作品又想參加中國美協主辦的畫展，希望杜軍幫忙照顧一下的意思，并將作品的照片寄給了杜軍。

杜軍后來供述：“實際上我明白，這20萬元就是他給我的感謝費，我可以不給他畫，我也沒給他畫畫。”

在杜軍的幫助下，沈某的作品如愿在中國美協主辦的畫展中入選、獲獎，沈某也如愿當選為中國美協會員。

其實在沈某之前，杜軍已經諳熟了“收人錢財，替人作畫，幫人獲獎”的生意經。2010年左右，多次為杜軍介紹畫作買家的王某找到杜軍，表示他的朋友于某想參加中國美協的畫展，請杜軍關照一下，杜軍當即答應了。但看了于某的畫后，杜軍覺得于某的作品水平不行，即使參加中國美協主辦的展覽，也不可能獲獎。王某并不死心，請杜軍一定幫幫忙，解決于某作品獲獎的問題，并答應事后重謝。

于是，杜軍想了一招——親自代筆，畫了兩幅作品，署上于某名字，還利用審查制度的漏洞，幫助于某順利在中國美協主辦的展覽上獲獎，并成功當選中國美協會員。事后，杜軍如愿以償地收到了王某給予的10萬元感謝費。

從以賣畫為名收取好處到直接拿錢為人辦事，對于權錢交易的模式杜軍愈加熟稔。經查，2010年至2017年間，杜軍先后收受沈某等人131萬元，為上述人員或所請托人員在中國美協主辦的畫展中入選作品、獲獎、取得中國美協會員資格并成為美協會員等方面提供幫助。正如他對一名請托人所說：“我并不是拿錢不辦事的那種人。”

3.主動要求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

2018年3月，北京市監察委收到國家監察委移送的杜軍涉嫌受賄犯罪線索，決定對杜軍涉嫌受賄問題予以立案調查，并采取留置措施。2018年9月，北京市監察委以涉嫌受賄罪、行賄罪將杜軍移送北京市檢察院第三分院審查起訴。

在調查期間，杜軍雖然如實供述了監察機關尚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賄犯罪事實和全部行賄犯罪事實，但認罪悔罪不徹底，對自身違法犯罪行為多方辯解，將犯罪原因歸結于環境的影響、錯誤的認識甚至于他人的牽連。

了解到這一情況后，檢察機關在審查起訴階段把釋法說理和教育轉化杜軍作為案件辦理的重要一環，促其對自己的行為有更清醒的認識。針對杜軍一人犯數罪，量刑情節復雜，存在多項法定或酌定從重、從輕或減輕情節，其本人不了解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存在諸多顧慮的情況，檢察機關詳細告知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規定，解答其疑問疑慮，利用節前等特定時間節點開展教育轉化工作，促使其自愿認罪、真誠悔罪。同時，檢察機關全面審查案件事實與量刑情節，主動聯系監察機關出具影響量刑的退贓退賠情況說明，確保提出公正的量刑建議。在提出量刑建議時，逐項說明法律依據和理由，便于被告人對自己可能被判處的刑期有理性的認識，促成被告人杜軍認罪服法。

杜軍積極配合案件辦理，主動要求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對自己的行為給黨和人民的事業造成損失進行懺悔，表示愿意接受法律制裁，尊重法院判決，庭審取得了良好效果。

◎公訴人說案

評審評獎制度存在漏洞為滋生權錢交易提供了空間

北京市檢察院第三分院第二檢察部檢察官 郭澤鋒

古人警示我們勿要“反道敗德”。違反正道，敗壞的不僅是道德，更是法紀。杜軍的蛻變之路，正是始于對“師生關系”錯誤的理解運用，在“權錢交易”的犯罪道路上越行越遠。

美術事業的繁榮發展是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重要力量。中國美術家協會作為美術行業主管機構使命光榮、責任重大。今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的文化藝術界委員時，寄語廣大文藝工作者“要堅持用明德引領風尚”，“理應以高遠志向、良好品德、高尚情操為社會作出表率”。

杜軍以權謀私的違法行為，不僅斷送了自己的職業生涯，更是腐蝕了藝術弘揚真善美的價值，玷污了藝術創作環境，擾亂了藝術市場秩序，最終得到的是法律的嚴懲。而這起案件反映出的一些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一方面，美術行業評審評獎制度存在漏洞產生了腐敗的空間。美術行業實施作品評獎和會員評審的目的在于樹立正確導向，發揮激勵作用，但現行評審評獎制度不夠完善，權責制約失衡。如杜軍在職期間通過影響評委的方式多次幫助多名畫家獲獎，并利用審查制度的漏洞幫助部分畫家入會。究其原因在于：一是評委的產生、確定程序不夠嚴謹，特別是大眾美術類展覽評委選擇隨意性大，易被操控。二是“面對面”評選方式未能實現評委獨立評選，拉票、人情票問題多發。三是會員評審程序存在漏洞，專業評審審查程序缺失，作品造假、評委謀私現象時有發生。

因此，我們建議美術行業一是要加強對展覽評委的管理，在評委選擇上增加美術名家、評論家占比，確保評獎公正性。二是制定常備可操作的《評委守則》，細化評委權責和履職程序。三是規范細化評審標準，依托科技手段實施“背靠背”評選方式，保證評委的評審活動不受干預。四是對會員評審管理加強監督，建立專家評審委員會，專項負責對入會會員存疑作品甄別、入會終審等關鍵環節審查，提高敏感事項科學決策能力，切實保證評獎、入會等各項工作在公開、透明的環境下進行。

另一方面，監管制度只有執行落地才能發揮應有效能。制度的生命在于落實。杜軍之所以能夠肆意操作美術展覽作品評選，有監管制度不健全，如評選監委會權責清單過于簡單，未能有效履行監督職責的原因，更在于監管制度落實不嚴格，如現行管理規章制度已對評委回避、失職問責等易發問題作出規定，但未能依規依紀有效執行。

因此，我們建議美術行業梳理在展覽評獎、會員評審等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環節，按照可執行、可監督、可檢查、可問責的要求，制定、細化相關規定，進一步扎緊制度籠子，堵塞管理漏洞。同時，建立健全美術工作者、評委等人員從業禁止制度，對在從業、履職中違法違紀造成不良影響的，要在一定時期內禁止其從事相關參評、組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