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園難入園貴等問題何時徹底解決

中央關于學前教育深化改革規范發展意見引熱議 記者調查

本報記者 趙 麗

本報實習生 李文靜

針對學前教育新規，11月19日，紅黃藍教育(NYSE:RYB)副總裁張帆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紅黃藍教育會堅決支持《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學前教育深化改革規范發展的若干意見》的頒布實施，會根據政府部門下一步部署再做深入研究。

“我們這幾天也在開會對政策進行研討。這個研討是針對文件本身，政策解讀需由權威部門進行解釋。”張帆說。

至于紅黃藍后續業務布局會不會有調整，張帆說，有待后續的研究，不過，紅黃藍并沒有退市的想法。

11月15日晚間，《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學前教育深化改革規范發展的若干意見》發布。

處于研究觀望狀態，等待進一步政策解讀的不只是紅黃藍。自“意見”發布后，各類評論出現，可謂眾說紛紜。“意見”落實后能否解決目前學前教育中的種種問題，或許是公眾最關心的問題。

一些民辦園大量融資盲目發展

近些年，打著各式口號的“高端幼兒園”紛紛出現，個性化教學、國際化課程、雙語授課體系……面對各種宣傳語，不少家長將大部分家庭收入投入到孩子的學前教育中。

一邊是眾多家庭對高端國際化幼兒園的趨之若鶩，另一邊則是無資質無牌照的“非法幼兒園”在城郊暗流涌動。

以北京地區為例，本報記者曾在采訪中了解到，在郊區的一些地方，一度存在無登記注冊且無牌照的“幼兒園”，它們主要服務一些在京就業的外地戶籍人員。這些在京就業的外地人員既無公立幼兒園的就讀資格，也無法承擔民辦幼兒園日漸高昂的費用，但由于夫妻雙方日常工作繁忙無暇顧及孩子的學前教育，不得不將孩子送入一些沒有資質的托管機構，而這些托管機構往往自稱“幼兒園”。

通過業內人士介紹，記者聯系到打算在四川省成都市創辦嬰幼兒托管班的劉女士。

“我自己沒有嬰幼兒教育行業的相關從業經驗，剛開始是因為喜歡孩子，后來經過市場調研發現確實存在嬰幼兒托管市場。80后的家長一般都是全職父母，沒有時間帶孩子，隔代養育又存在養育觀念上的差異。而且國外的嬰幼兒托管模式非常成熟，可以借鑒。所以，我自己有意愿進入這一行業。”劉女士對記者說，她經過調研發現，目前這個行業在法律法規上屬于灰色地帶，因此降低了準入門檻，“當然也加大了風險”。

對于創辦方式，劉女士對記者說，她打算與合伙人一起做，不打算加盟其他機構。“我還沒有發現比較好的加盟機構，我希望做一個四五十人的托管機構，規模大了責任太大。一線的工作人員非常重要，除了證件和經驗，對孩子有沒有愛心和耐心都是很重要的考察因素”。

按照劉女士的說法，她規劃的托管機構人員管理和日常準則都會參照公立幼兒園的標準，“理論上，可能需要向衛計委、教委和婦聯報備，但是還沒有到那一步，到時候再說。我覺得這一行挺不容易的，如履薄冰，可能因為很多原因被關停，但是存在客觀需求，所以市場和社會力量就開始進入。從做生意的角度講，這是一個風險高、利潤薄的行業”。

不過，“意見”的出臺，讓劉女士決定還是先干老本行服裝行業，因為“起碼沒有政策風險”。

新華社曾發布評論稱，“因為有利可圖，幼教產業成為資本市場的‘盛宴’,幼兒教育成為‘最昂貴的教育’”。

有幼教相關產業鏈的創業者向媒體表示，一些投資人在與他接觸時，會很直接地問詢是否了解業內有年利潤高于500萬元的幼兒園，他們有很強烈的收購意向。有的新園在開設一兩個教學點之后，就不顧實際能力開始大量融資以擴充教學點，意圖快速實現規模化經營。

“這兩年周邊也冒出了很多新學校。教育行業是實打實的現金流，太多人沖著這塊肥肉來。即便如此，相對小學和中學的業務，我們從來都不愁幼兒園的招生，也可以說是供給端嚴重不足。”在北京某國際學校負責招生的老師告訴記者。

對民辦教育會帶來哪些影響

不少受訪者向記者表達了“感到意外”的想法，因為“意見”釋放的信號與此前的政策方向不一樣。

根據此前出臺的民辦教育促進法及實施條例送審稿，民辦幼兒園將進行分類管理，可以選擇注冊為營利性幼兒園和非營利性幼兒園。營利性幼兒園可以分紅，資本運作空間更大，非營利性幼兒園不得分紅，但能夠獲得政府扶持、補助。

民辦教育促進法被普遍解讀為吸引民間資本進入教育領域、破除教育公司上市障礙的利好消息。但此次“意見”卻嚴格限制民間資本進入，并不得上市。

以紅黃藍為例，民辦教育促進法修訂前，該公司旗下幼兒園均只能以民辦非企業身份注冊，以獲得辦學許可證。2017年，紅黃藍通過協議控制的方式——以設立在開曼群島上市主體承接國內公司利潤——完成在紐交所的上市。而“意見”規定，“社會資本不得控制非營利性幼兒園”——這基本斷絕了社會資本實質控制任何設立于2016年年底之前民辦幼兒園的可能性。

倘若要變更幼兒園的非營利屬性為營利屬性，則得考慮補繳之前以非營利身份獲得的稅收優惠等諸多事項。

有人認為，“意見”對民辦教育會造成很大影響。

但與資本市場震蕩和恐慌的反應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一些幼兒園從業者對新政的反應比較冷淡。

在成都某國際學校負責招生工作的王先生不認為“意見”會對民辦幼兒園行業造成打擊。他稱，新政的出臺幾乎沒有對他造成影響，“周邊的同事、家長，包括在朋友圈和微信群沒有人討論。對于那些追求快速擴張的學校會有影響，投資人也會很焦慮吧。這兩年我們經常收到各種收購的邀請，但都拒絕了。他們只是想賺快錢，出發點就不對，當然現在會恐慌。教育還是要回歸到本質和常態”。

“意見”要求，到2020年，普惠性幼兒園的覆蓋率達到80%。那么，剩下的高端幼兒園出路又在哪里?

“高端幼兒園也不會受到太多影響。因為需求還是在那里，有錢的人還是在排隊，想盡各種辦法擠進優質的高端國際幼兒園。”王先生說，一些私立幼兒園每年學費高達二三十萬元，但依舊有家長排著很長的隊伍等待。想入園，家長和孩子都要接受面試，甚至有錯過報名機會的家長在學費基礎上再加30萬元左右的“插班費”，這都不一定能獲得入學資格。

怎樣建“家門口放心幼兒園”

新政并不是將民辦幼兒園“一刀切”，實際上仍舊鼓勵社會力量辦園。“意見”第九條明確提出，政府要加大扶持力度，引導社會力量更多舉辦普惠性幼兒園。

普惠性幼兒園和相對高收費幼兒園作對比，是指公益性、有質量的幼兒園，收費實行政府定價或接受政府指導價，根據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和老百姓生活消費水平而定，是百姓家門口的好幼兒園。普惠性幼兒園在場地設置、辦園規模等方面都有具體規定，生均占地面積不少于12平方米，小班不超過25人，大班不超過35人。

不過，目前這樣的普惠并未真正實現。

龐瑩是北京的一位二孩媽媽。在放開“單獨二孩”的那一年，龐瑩生下了老二。今年9月，龐瑩犯了難。屬馬的小兒子不僅趕上了屬相帶來的小生育高峰，還成了“單獨二孩”的第一批“二孩”。

“我們老大上幼兒園已經是6年前的事兒了，那時候就是在社區里上的幼兒園，花費也不貴，報名就能上。沒想到現在老二上幼兒園，連名都報不上。”龐瑩抱怨。

“戶籍和房屋產權證在小區的適齡幼兒，同時戶主和房主需是適齡幼兒的第一監護人。第一監護人房產、戶籍需滿3年以上。”龐瑩指著手機告訴記者，離家最近的公立幼兒園的招生簡章中寫明了十分苛刻的“優先條件”。去年整個小區幾十個適齡幼兒，最終這個幼兒園只錄取了7個。

“入園難”不僅是一線城市父母的心病，二三線城市的父母也面臨孩子“入園難”的問題。

在采訪中，記者注意到，在一些二三線城市乃至農村地區，很多孩子連基本的入園都保證不了。“比如說一個縣里可能只有一家公立幼兒園，這怎么夠用呢?那肯定是誰有關系誰能進，而剩下的私立園質量參差不齊。”在重慶生活的盧曉對記者說，在學前教育方面，目前我國最缺少的就是公立幼兒園或是普惠性質的民辦幼兒園資源。“以前一些單位、企業都有自己辦的幼兒園，這些幼兒園不說有多么高的質量，但能為年輕父母減輕很大壓力”。

目前，普惠性幼兒園轉型任務完成多少?中國幼教年會秘書長孫綱此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大概50%左右，未來兩年是攻堅期。”

從“入園難”“入園貴”過渡到“家門口的放心幼兒園”，要邁過幾道坎?在近日舉行的中國幼教年會上，孫綱講述了目前普惠性幼兒園建設面臨的困難：“至少有三個問題是值得注意的。首先，什么樣的幼兒園是符合地區特點的幼兒園，這缺少足夠的研究數據和成果支撐。其次，幼兒園課程的實施盡管有地區標準，但是各種國外的、科技的、小學化的理念，沖擊著大部分幼兒園，尤其是民辦幼兒園。最后，很多幼兒園只重硬件，內涵建設相對欠缺。”

另一個問題是，幼兒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但是幼兒教師卻長期處于“唱歌、跳舞、看孩子”的刻板印象中。北京某私立幼兒園園長杜老師告訴記者：“如何提高幼兒園教師的社會地位，打造家長認可、社會支持的良好教育生態環境是當前的重要課題。學前教育是基礎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基礎教育的基礎，雖然明確列入到教育法中，但是并沒有在社會中得到廣泛認同，這是幼兒園面臨的種種困境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