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訴

大學輔導員為何無奈與校園貸催債方談判

手機一邊不斷接到網絡電話“呼死你”，一邊還被各種網絡平臺騷擾短信持續轟炸……從事輔導員工作9個年頭了，哈爾濱幼兒師范高等專科學校范雪陽仍清楚地記得8年前被校園貸催債方威脅的經歷。

近年來，不良校園貸入侵高校校園，不僅學生深受其害，也給教師帶來全新挑戰和管理壓力。

近期，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走訪多名近距離接觸校園貸的高校教師。在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斗爭中，他們發現，從線下到線上，不良校園貸形式不斷翻新，瞄準大學生及其背后家庭吸金的本質不變;放貸、催債甚至培養大學生參與其中的灰色完整產業鏈早已形成;大學生從最初借款幾千元，發展至需還款數十萬元的案例都已出現，往往是落入“套貸”圈套。讓老師們痛心的是，一些學生為此付出償還高額本息甚至退學、失去生命等代價。

近年來，國家有關部門出臺舉措，對校園貸重拳打擊、整改。然而，“培訓貸”“美容貸”“創業貸”……校園貸不斷變換“馬甲”，持續緊盯高校校園市場這塊“肥肉”。大學生、輔導員如何才能有效應對?

校園貸從線下到線上花樣頻出 有學生參與放貸

范雪陽第一次接觸校園貸，是在2010年12月。

當時，范雪陽在另一所高校任職。一天，數名校外人員來到學校，找2009級學生劉某，稱劉某借錢3000元未還，要求學校“交出”劉某，由其處置或還錢。

那時候還沒有校園貸的提法。范雪陽介入了解到，劉某是從校外一家小額貸款門店借款的，實際借款2000元，但拿到錢的前提是，在借條上寫下借款“3000元”，也就是說，利息高達1000元。

事情的矛盾點聚焦在借款數額上。范雪陽帶著學生向警方求助。但他們拿不出證據證明實質借款為2000元，而放貸的一方亮出借條——“證據確鑿”。

劉某出于各種考慮，不愿向父母要錢還債。最終，范雪陽借了3000元給劉某，了結此事。

“這實際上就是校園貸的前身——線下借貸。”范雪陽回憶，這起案例后，學院在全院展開排查，查出共有4名學生參與小額貸款。

讓老師們驚愕的是，4名學生中，有著較好家境的2010級學生馬某，是與小額貸款公司合作、參與放貸的一方。

學院對馬某作出了“留校察看”處理，并幫助另外3名同學解決了貸款問題。

系列事件，對范雪陽觸動很大。他開始在校園周邊摸排走訪了解到，當時，這樣的線下小額貸款已并不少見，放貸方形形色色，有的是手機店主，有的是服裝店主，還有的是古玩店主，“也就是說，只要手里有閑錢，就可以私下放貸給學生。”而借貸的學生，不少將錢拿來買了手機。

同樣在2010年，注意到校園貸問題的，還有湖北警官學院教師胡永清。

當年，胡永清得知，其在武漢一所高校上學的外甥小亮(化名)欠了別人8000元。小亮每月生活費1000元，在當時算較高的。原來，小亮想買一部手機，自己原有的手機并非不能用，不好意思向家里開口，便私下找人借了4000元。在分期還款時，小亮一時還不上導致逾期，連本帶息滾至8000元。

2013年，范雪陽發現，校園貸已經從線下竄至線上了。

當年11月底，一伙校外人員來到學校，稱2012級學生朱某欠債3000元。范雪陽建議學院再次排查，結果查出7名學生涉貸。其中，兩名學生是線下實體店貸款，另5名學生既有線下借貸，又通過網絡平臺借貸。

經了解，這些通過網絡借貸的學生，主要為了購物，包括手機、衣服、包等;主要形式一為網上分期購，其次系購買物品后套現，學生再進行二次消費。

“網絡借貸迅速成為校園貸的新方式。”范雪陽注意到，此后，多家網絡借貸平臺通過街邊小廣告、傳單、論壇、貼吧、QQ群等快速傳播，來勢洶洶。

有公開資料顯示，2013年7月，第一家互聯網校園借貸平臺誕生，由此，行業野蠻生長之路逐步開啟。2015年，有108家平臺涉足校園貸，達到頂峰。

時至2016年，校園貸已變幻出“培訓貸”等新花樣。在華南農業大學，一天，輔導員朱里靜個人微信公眾號后臺收到一份學生求助咨詢。這名學生簽署了廣州一家著名培訓機構的分期付款培訓協議。法學碩士學歷的朱里靜一看，該協議“槽點滿滿、陷阱多多”。

此后，朱里靜開始密切關注校園貸亂象。她發現，在培訓貸領域，有的機構偏愛雇傭大學生做兼職營銷，“學生向學生推銷，更有說服力，學生之間、熟人之間防范性更低。”

至2016年年末，范雪陽發現，有學生沾染上了“公眾號借貸”，“個人通過公眾號就可以放貸，運營成本遠低于網貸公司，傳播面廣，貸款流程簡單，管控也更難了。”

而校園貸各種形式背后，“培養學生參與營銷，放貸，雇傭第三方催債……”，據范雪陽觀察，這樣一套完整的灰色產業鏈條，早在校園貸存在的初期就已經形成了。

利滾利的校園貸“套貸” 面對催債方具體還多少竟可以談

采訪中，一些輔導員老師注意到，涉貸學生中，許多人最初借款不超過5000元，最終卻要還款近萬元甚至數十萬元。

根據最新司法解釋，民間借貸利息可高于銀行利率，但最高不得超過銀行同期同種貸款利率的四倍(不含浮動利率，包含利率本數)。那些呈幾何倍數翻滾的欠款，是如何形成的呢?

“有些貸款平臺打出廣告，宣稱日利率很低，實際上，年利率高得嚇人。”朱里靜給學生算過這樣一筆賬：利息=本金×利率×年限，日利率=年利率/360=月利率/30;某貸款平臺打出廣告“日利率”為0.05%，實際上，年利率=0.05%×360=18%，而2017年，央行貸款(一年內)基準年利率僅為4.35%。

“還有的，避開‘利息’等字眼，換之以服務費、手續費等，巧立名目，實際上仍是高息。”范雪陽說。

不過，在上述3位老師看來，更可怕的，是“套貸”。

范雪陽曾接觸過這樣一個例子，一名同學借款3000元，按分期還款，一段時間后還不上了，貸款平臺就出招：“可以找另外一家平臺借，先把我這邊的窟窿堵上再說”。然而，等這名同學借了第二個平臺，需要借的更多，到了還款時又遭遇了同樣的困境。

“等到了第七個平臺，需還款額幾乎就要七八倍，到兩三萬元了。如此，涉及平臺越多，后面的窟窿越來越大。”范雪陽說，而起初，學生拿到手的，只有2000多元。經歷多個平臺“套貸”，一年多后，這名同學已欠下30多萬元。

類似的案例，在武漢也存在。

胡永清介紹，某高校大二學生小龍(化名)，貸款平臺涉及某分期、某學貸、某校貸、某才網等校園分期平臺，金額從2000元到1萬元不等，到了還錢時，這名同學拆東墻補西墻，一年后累計本息高達十幾萬元。

“積壓借貸多，易反復，拆此修彼，越滾越多。”范雪陽掌握這樣一組數據：2016年，他們處理的27起貸款案例中，反復貸的有7人，占比26%;有拆補現象的人占到了5例，占比18.5%;還不上找人幫貸的2例，但共涉及9人。這9人中又有5人是不知情，純粹出于幫忙而“被貸款”。

面對學生欠下的高額款項，放貸方自然不會輕易放過。

“各種催債手段無所不用其極。”胡永清介紹，小龍欠下本息十幾萬元后，催債方追到學校，采取跟蹤、恐嚇，甚至限制人身自由等方式討債。最終，小龍告訴家里，無奈之下，家里變賣了房子還清了巨額債務，小龍選擇了退學。

多年跟不良校園貸團伙打交道，范雪陽不光見證了學生被催債，自己也被騷擾、威脅過。

去年3月底的一天傍晚，范雪陽的手機不斷被網絡電話呼入，同時不斷接到各種網絡平臺的騷擾短信轟炸。

而此前一天，一名催債人員到校催債。該校一名學生找一家網貸平臺借款5000元，顯示累計需還2萬多元。為保護學生，范雪陽與催債方交涉，表示只能還7500元。雙方未談妥。對方離開時拋下話：“你在這兒工作，你也會出校門的……”

被“呼死你”后的當晚，范雪陽繼續與該平臺及催債方交涉，“講法理，發脾氣，擺現實……左右夾擊，最終，以7500元的數額談定。”

范雪陽分析，隨著國家對校園貸的監管不斷加碼，網貸平臺、催債方也有一定壓力。但是，學生借貸欠下款項，由于已簽下合同，不還肯定不行，但是，“包含本金，之外具體還多少可以談”。

具體來說，比如某學生借款3000元，實際拿到手2300元左右，分期還不上時，本息累積到5000元。這時，放貸方雇傭第三方催債，如催款成功，第三方可提成1000元甚至更多，而放貸方實際也是有錢賺的。此外，多年跟貸款平臺、催債方打交道，范雪陽還摸索出，“貸款方、催債方雖是合作關系，因存在利益糾葛，雙方之間實際也是互有防范的。”

培養大學生樹立正確消費觀價值觀可有效降低不良校園貸發生率

面對花樣百出的校園貸，范雪陽、胡永清、朱里靜均曾多次專門撰文，并給學生開展講座，普及不良校園貸危害、防范要點。

在朱里靜看來，面對當下相對多發的“培訓貸”“美容貸”等，最關鍵的，是要厘清培訓或美容機構、學生、金融平臺三方之間的法律關系。

以培訓貸為例，一些學生反映，參加了幾次培訓課后發現質量一般，是否可退費?欠款是否也可不交了?

朱里靜分析，培訓貸本質上是學員和貸款機構之間的借貸關系。學員向貸款機構申請貸款，貸款機構審核批準后放款，學員用該筆款項支付培訓機構的學費，“所以學生并不是欠培訓機構的錢，而是欠貸款機構的錢，這一點一定要區分清楚。”

至于培訓貸的利息，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若干意見及司法解釋》規定：民間借貸利息可高于銀行利率，但最高不得超過銀行同期同種貸款利率的四倍(不含浮動利率，包含利率本數)，超出部分不受法律保護。

學員在培訓機構處已全額繳納完學費，若培訓機構發生問題或學員想退班，需學員與培訓機構協商退費，如協議上有約定，從其約定;如無退費約定或協商不成，可去工商局投訴或法院起訴、申請仲裁。

但朱里靜也分析，因為培訓貸涉及學員、培訓機構和貸款機構三方，有的協議上甚至約定了培訓機構給學員向貸款機構提供擔保，如學員要退班還要支付“違約金”給培訓機構。現實生活中，經常發生學員想提早退班但遭培訓機構和貸款機構之間“踢皮球”，或本來就是騙局的培訓機構跑路，學員只能一邊報警一邊繼續還款的情況。

在胡永清看來，由于不良校園貸貸款操作流程、審查手續簡單，大學生自我防范意識不強，而有一些分期購物網站背后不良校園貸的形式愈加隱蔽，大學生更應擦亮眼睛，遠離不良貸款。

他建議，一旦遭遇其中，應第一時間向老師求助、并報警，同時準備走民事訴訟程序，不可獨自扛著，最后“窟窿”越滾越大，維權難度也隨之變大。

在范雪陽看來，一些不良校園貸案例的發生，也與當下倡導超前消費的社會風氣下，大學生缺乏正確的消費觀、價值觀有關。

他舉了個例子，“看到一些網文所寫諸如‘年輕人必去的幾個地方’‘女生要對自己好一點，這幾樣東西不能少’的說法，就輕易被‘種草’、牽著鼻子走。一不小心就陷入不良貸款。”

不過，范雪陽認為，學生出現不良貸款問題時，輔導員或班主任不能“簡單粗暴”地將學生推向社會或家庭，要以疏導、解決為主，真正做好學生的人生導師和知心朋友。

同時，要把不良貸款的危害加入到法治教育、思政教育過程中去。

“不過，引導學生形成正確消費觀、價值觀的教育，也要注意方式方法，過去老一套生硬地說教、灌輸現今已行不通了，相反還可能起反效果。”

平時，范雪陽與同事會在一起探索這方面的教學方法。針對學生容易迷戀名牌手機、服飾的現象，該校輔導員會在班會時，將手機掛在脖子上，或故意拿在手中比劃，吸引學生注意力。當要切入主題時，他們會問學生，“你們注意到老師拿的是什么牌子的手機了嗎”，學生一般會說“沒注意”。

“這時，效果反而達到了。我們會跟學生講，‘你們沒注意到老師用的什么手機，同樣，在大街上，別人也不會去關注你用的什么手機，如果有，這個群體可能是小偷。但相反，如果你成績排第一，體育競賽得第一，或者發明專利特別多，同學可能會對你刮目相看。’通常，這樣一幕下來，學生們在哄堂大笑中，一些觀念或許會悄然改變。”范雪陽說。

一組最新的數據是，范雪陽所在的學校，不良校園貸案例最多時，一個學期校方接觸到數十起，上學期，下降到兩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