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閉幕會表決通過了資源稅法。

資源稅法將于2020年9月1日起施行，1994年實施至今的資源稅暫行條例將同時廢止。運行了25年多的資源稅，稅目、稅率、減免稅政策等有了更為嚴格的規范，原來由國務院或省級政府決定的事項，更多交給了立法部門。

資源稅稅負框架和水平總體不變，從稅目表來看以“從價計征”為主。目前仍在試點的水資源稅，雖未被列入稅目表單中，但也預留了空間。

資源稅為我國地方稅，涉及資源品種類繁多，但總體稅收收入規模不大，2018年稅收規模為1630億元，占當年稅收比重略超1%。不過，對于資源大省，或者部分資源品豐富的市縣政府，資源稅卻是很重要的收入來源。

稅目擴張到164個

資源稅法草案2017年11月對外公開征求意見，2018年12月遞交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一審，8個月后的二審獲得表決通過。

近年圍繞資源稅的改革或政策調整不少，包括2016年全面的“從價計征”改革，讓資源稅與資源價格掛鉤以發揮稅收自動調節作用。

財政部稅政司一級巡視員徐國喬在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發布會上介紹，這次通過的資源稅法對稅目進行了統一的規范，將目前所有的應稅資源產品都在稅法中一一列明，所列的稅目有164個，涵蓋了所有已經發現的礦種和鹽。

2016年7月從河北開始試點的水資源稅，試點范圍進一步擴展到北京、天津、山西、內蒙古等9個省市區。164個稅目并未包括正在試點的水資源稅，但資源稅法已經為此預留了空間。

“考慮到水資源稅改革處于試點階段，征稅制度需要通過試點探索和完善，直接在法律中規定的條件還不成熟。為了確保改革試點工作于法有據，資源稅法授權國務院開展水資源稅改革試點。”徐國喬表示。

徐國喬還指出，從水資源稅試點來看，總體平穩有序，征管也比較順暢，稅收調節的作用逐漸呈現。主要是強化納稅人節水意識，抑制地下水的超采，倒逼高耗水企業節水，提高用水效率。對個人來說，負擔是沒有增加的。

省級人大決定部分具體稅率

資源稅作為地方稅，不少資源品類適用稅率，并不是全國統一，而是由地方加以確定。暫行條例下，是由省級政府確定，報財政部和稅務總局備案。資源稅法的規定要更為嚴格，資源稅具體稅率確定的權限，明確交由立法機關。

徐國喬表示，資源稅法繼續采用固定稅率和幅度稅率兩類稅率，對實行幅度稅率的資源，按照落實稅收法定原則的要求，明確其具體的適用稅率由省級人民政府提出，報同級人大常委會決定。

目前，官方尚未披露資源稅法全文。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從資源稅二審審議稿所附的“稅目稅率表”中發現，原油、天然氣、鈾、鎢、中重稀土等為全國統一的固定稅率，而煤、地熱、鐵、鋁土礦等均為幅度稅率。像煤(包括原礦或選礦)稅率區間為2%-10%，寶玉石的稅率區間為4%-20%。

“從資源稅收入貢獻來看，煤炭、石油、天然氣占據大頭。石油、天然氣等部分重要的戰略資源品，其稅率是全國統一的，其他更多是幅度稅率，由地方確定。”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許文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

大量資源品對應稅率差異較大，在小組審議時引起部分常委的討論。

楊志今委員建議，資源稅稅目稅率表中有2%-10%，1%-20%的巨大的稅率差距，需要避免一些地方政府利用不合理的稅率來達到某種目的。授權地方結合實際情況自行調整稅率是科學的，但是仍然需要注意細節問題，盡管幅度稅率的確定由人大監督，資源稅法正式出臺后，仍需要對大幅度稅率分級細化，設置條件，完善配套政策。

也有人大常委認為這是客觀需要。張春賢副委員長表示，在草案附的稅率表中，不少資源稅都保留了一定的幅度。特別是草案中明確，具體稅率由地方根據情況在幅度內自行確定。這種方式很有必要，不同地方資源的開采范圍、開采條件、開采成本都不同，給地方一定的自主權，由當地根據實際情況來確定，是比較客觀實際的做法。

政府部門仍有減免稅空間

具體稅率決定權交給了立法機關，但減免稅的空間仍在政府部門。

這次通過的資源稅法，對實踐中長期應用的減免稅政策加以吸收(比如對開采稠油、高凝油以及三次采油，相應減征資源稅)，并固定為法律條文。對于階段性的減免稅政策，則繼續交由國務院、省級政府決定。

“為了更好地適應實際需要，便于相機調控，稅法授權國務院對有利于資源節約集約利用，保護環境等情形可以規定減免資源稅，并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對共伴生礦、低品礦、尾礦以及因意外事故和自然災害等原因遭受重大損失的，稅法授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確定減免資源稅的具體辦法。”徐國喬表示。

這也引發人大常委們小組審議部分討論。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表示，草案第7條涉及的有關事項的免征或者減征，這個決定不應該由行政機關政府來作出，而是應該由人大作出，人大常委會不能只是行使備案的權力。草案中的其他條文，凡是涉及政府行為的，最終的決定權全部在人大。

稅收法定進程的推進，通過立法進程吸納更廣泛的公共意見，進一步規范約束政府行為，減少稅收自由裁量空間。但稅收這個被常用到的宏觀調控手段，是否要預留一定靈活空間，業內也有不同的聲音。

“不僅是資源稅法，早期通過的企業所得稅法也類似。考慮到后期社會、經濟各方面情況可能變化，法律層面有必要預留一定空間，人大立法要遵循既定程序，不如政府層面調整那么快。”許文表示。

武漢大學稅法研究中心主任熊偉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這可能是我們目前階段性的規定，并不是稅收法定的必然要求。我們習慣把稅收作為政策來調節，以此來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等目標，這更多是一種慣性。隨著我國法制體系的健全發展，未來稅收減免權也可保留在立法部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