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記者吧?”

“你看我哪里像記者?”

“不用看，你給我打電話的時候已經顯示身份了。”

這是4年前AI財經社主編劉子倩與一位出租車司機的一段對話。

2015年8月的一天，劉子倩用打車軟件叫了一輛車，剛剛上車，他就被司機識破了身份。原來，司機手機上的一款來電號碼識別軟件，把劉子倩的身份信息標注為“記者”。當劉子倩撥通司機電話時，他的身份信息就已經泄露了。

這讓當時正做調查報道工作的劉子倩感到不寒而栗，“這種信息泄露對我而言是致命的，如果對方看到來電就知道我是記者，那工作就沒辦法開展了”。

在自己不知情的情況下，用戶的身份信息被軟件平臺標注;想要查詢身份信息被哪些軟件標注，需要向一些網站付費;如果想更改或取消標注信息，需要再次付費……當初讓劉子倩感到不寒而栗的來電信息標注，如今已經形成了一條黑色利益鏈。

北京華訊律師事務所主任張韜近日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個人電話號碼屬于個人信息，對于個人電話號碼的信息標注，屬于對個人信息保護的收集和利用，建議在個人信息保護法中作出規定。

“什么樣的信息可以被標注，用戶的知情權、更正權等權利如何得到保障，企業應當承擔怎樣的審核義務，公司以幫助查詢、更正信息為由收取費用是否合法……這些都需要法律法規進行明確。”張韜說。

每年用戶舉報騷擾電話上億次

張韜指出，雖然按照相關規定，不得向用戶撥打騷擾電話，以及未經用戶事先同意而向用戶發商業推銷短信。但是，由于治理難度大、違法成本低等原因，導致此類現象屢禁不止，在這種情況下，號碼識別軟件的存在是必要的、合理的。

騰訊手機管家安全專家楊啟波告訴記者，對騷擾電話號碼進行信息標注，可以讓用戶在接到來電時能及時收到提醒號碼類型，免受騷擾電話的打擾，還幫助不少用戶避免了財產等各方面的損失。

2018年上半年，騰訊手機管家用戶共舉報騷擾電話近1.43億次，360手機衛士用戶共標記各類騷擾電話號碼數量約2943.7萬個。

雖然標記信息是由用戶來提供，但為了防止用戶錯誤、惡意標記信息，很多來電號碼識別軟件都有著一些防范機制。

楊啟波和360安全專家均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并不是用戶想標記哪個號碼都可以，而是必須在本機收到這個號碼的來電后才能進行標記。同一個用戶手機標記多次只當一次處理。而且，需要達到一定的人數，才會被標記為相應的身份信息。

公司收費查詢或屬非法行為

在數量龐大的標記信息中，“漏網之魚”在所難免。

“來電號碼識別軟件屬于在線數據產品，是基于廣大用戶標記而形成的數據庫。這類軟件的應用，也會出現信息被錯誤標記和惡意標記的情況。”張韜說。

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指出，來電號碼識別軟件對騷擾詐騙電話進行信息標記，屬于大數據時代的共享共治的范圍，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保護用戶安全的初衷。但也要看到，由用戶標記信息的做法，確實容易導致身份信息標記錯誤、惡意標記身份信息等問題的出現。

通常情況下，來電號碼識別軟件都會有申訴渠道。

“騰訊手機管家目前在官網、APP、微信公眾號上都有較為明顯的申訴入口，在收到用戶申訴后，我們會在7個工作日內進行人工核對并依法處理。”楊啟波說。

然而，由于每一種軟件屬于不同企業自建的標準和數據庫，因此，用戶想要逐一更正或取消錯誤標記的信息，難度很大。

于是，一些網站和平臺開始提供信息查詢和更正服務。用戶花費幾十塊錢后，可以查詢自己信息的標注情況并進行更正。

記者注意到，某網站聲稱，一個號碼只需支付23元查詢技術費，用戶就可以查詢自己的號碼是否被標記。

“用戶身份信息不能作為經營項目，如果只是要求用戶提供信息，然后幫助查詢，這種收集信息的方式是沒問題的。但是，如果把收集公民信息的行為與盈利結合起來，就屬于違法甚至犯罪行為了。”朱巍說。

應保障用戶知情權和更正權

張韜指出，來電顯示信息標記涉及到公民信息的收集和利用，建議個人信息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中對此類問題進行規定。

張韜認為，用戶享有對自己號碼身份信息被標注情況的知情權。號碼識別軟件標記結果是對號碼使用者身份信息的展示，因此，當自己號碼被標記時，號碼使用者應當享有知情權。因此，相關的App應當設置號碼標注情況的查詢功能，并首先是進行公示，以能夠讓用戶很容易找到這個App，還要便于用戶查詢。

張韜同時指出，保障用戶的更正權同樣重要，因為號碼標注的數據來源，往往是社會大眾，因此也會存在被錯誤標注的情況，當出現這樣的問題時，相關的App運營者(在核實真實情況后)應當給號碼使用者更正的權利。而且，更正的權利也可以防止號碼標注功能被他人惡意使用。

“法律應當保障用戶對自己數據的完全控制權。我的信息什么時間被標記，我應該有知情權。當我發現信息被標記錯誤后，我應該有更正權。同時，企業應該設立一套對惡意標記的處罰規則，如果發現申訴者是被惡意標記的，企業應該對惡意標記者進行一定的處罰。”朱巍說。

張韜認為，有一些人的身份是不能或者不合適被標注、披露的，就像劉子倩所擔心的那樣，調查記者的身份如果被標注出來，往往會對其調查采訪造成影響，嚴重的甚至可能威脅到其人身安全，這是現實問題。另外，一些單位的名稱等信息也存在不適合被標注、披露的情況。所以在相關立法和標準制定過程中，建議對此類情況予以重視。

來電號碼識別軟件“各自為戰”的局面，是導致用戶查詢難的主要原因。

對此，張韜建議建立健全相關標準，以達到信息的歸集、標注和共享，減少差錯，便于監督，也能夠使各App用同樣的尺度去衡量。

“同時，可以建立統一的查詢、更正、舉報、投訴等綜合平臺，只要是提供號碼標記的App，都可以把數據接入到此平臺，以便于用戶查詢和更正標記信息。同時，相關部門也能及時發現識別軟件存在的問題，及時處理。”張韜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