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曲靖農村考生崔慶濤在建筑工地上收到北大錄取通知書的新聞再次刷屏，感動無數人。與此同時，也有一種質疑再次泛起：高考還能否改變命運?

在這個高等教育即將邁入普及化的時代仍然講高考改變命運是荒誕的，更不應該成為一個社會公平的度量器，我們需要“去高考難以承受之重”。

高考對于中國人太重要了，絕不是一個簡單的教育問題，是一個社會問題，民生問題。

1977年恢復高考至今，知識改變命運，或者說高考(大學)改變命運的說法就不絕于耳。高考，承擔了中國人太多太多的重擔。

大學生是怎樣從精英跌落凡間的

高考改變命運，其實只存在于精英教育時代。1977年，恢復高考第一年，570多萬考生(實際上很多地方有預選考試，先篩掉一部分人，也就是說考生實際更多)，只招收了20余萬人，我們能想象這種比例篩選出來的人的就業與發展機會。歷經10余年如此規模的演進，大學生確實是天之驕子。對于絕大多數人，高考也絕對可以改變命運，甚至是天翻地覆地改變。因為當時還處于完全的計劃經濟時代，80%以上的人仍然是農村戶口，上了大學，就注定你進入了城市，有了干部身份。那是階層的區別。

那時，對于中學的評價只有一個：升學率。

即便到了上一個適齡人口高峰的1990年，全國高校招生總量也僅有60.88萬人，其中大約40萬是專科生。如果對比今年的招生總量，當年能考上專科的，今天閉著眼睛都是211;當年能考上本科的，差不多都是985了，因為我們985高校招生總量就已經逼近20萬。在當時，大學生仍然是稀缺資源，我們的毛入學率仍然處于絕對的低位，是個位數，中國高等教育仍然是絕對的精英教育時代。直到1998年，我們全國高校招生總量也只有108萬，毛入學率仍然是個位數，高校總數僅有1022所，其中本科院校僅有590所，中國高等教育仍然處于精英教育時代。

也就是說直到上個世紀末，大學文憑基本上就是精英的代名詞，也是很多用人單位衡量人才的尺子。即便含金量已經明顯不如上世紀80年代了，但對于多數人，一個體面的工作總是有的。

而這時，對中學的評價已經開始發生變化，除了升學率，開始談重點率。

1999年，高校大擴招啟動。中國高等教育開始快速向大眾化邁進。1999年全國高校招生160萬，一年新增招生總量51.32萬人，增長47.4%，超過了過去9年的總和。2003年，中國普通高校招生總量達到382.17萬人。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17%，跨越了15%的高等教育大眾化這條界限。

注意，從此，高等教育已經不再是精英教育，進入大眾化階段。和1998年相比，5年時間大學招生總量已經增長近4倍，普通高校總數增長500多所，大學生已經開始跌落凡間。

這個階段，對中學的評價已經沒有了升學率，更多是一本率，清華北大有多少個。

近10年，國家開始穩定高校招生總量，但2017年，普通高校已經達到2631所，招生總量也達到761萬，幾乎是1990年的12倍，其中本科招生超過410萬，毛入學率達到45.7%。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總量逼近770萬應該是大概率事件，毛入學率也將接近50%這個普及化界限。我們將成為世界上第一個人口大國實現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國家。2017年，很多省市高考錄取比例超過90%，包括江蘇湖北等傳說中高考難考的地區，貴州的錄取比例也高達87.4%，在全國普遍出現了招生計劃不能完成的現象。換句話說，有學也不上了，中國高等教育完全進入了一個“考不上大學都很困難的”普及化階段。

2018年，國家新增勞動力不足1300萬，但是新增大學畢業生就高達820萬，回國留學生也將高達50萬左右，大學畢業生將占新增勞動力65%以上。

2017年高校碩士研究生招生總量就已經超過60萬，加上博士生，總量已經超過70萬，超過1990年本專科招生總量。

在這種背景下，我們仍然還要談高考(大學)改變命運，并以此質疑批評高考對于社會公平的價值意義，顯然是荒誕的，更沒有可比性。

但是從另外一個維度看，高考仍然能改變命運，關鍵是看你考上了什么樣的大學。

如果你考上了一個985、211高校，那么對于多數人，還是能改變命運的，因為985高校招生總量大約就是我們剛剛恢復高考時期的招生總量，211高校招生總量也大約就是90年代初期的高校招生總量。同時，這一尺子也不約而同地成為用人單位潛在的一把尺子，就是門檻。

這也就是為什么各地中學與家長關注的不再是升學率，而是一本率、985率，甚至清華北大率。水漲船高。

從一個更為廣闊的角度看，高考仍然是能改變命運的。近20年的大擴招，給了更多人一個文憑，也等于給了更多人一個流動上升的規范渠道，當然，最后能否改變命運，只能看你的努力了，而不應該只靠這張文憑。

寒門難出貴子嗎 高考的公平價值是否打折了

近年一直有一種觀點認為，與歷史上相比，農村或者社會底層人進名校的概率越來越低，也就是說寒門難出貴子。首先需要承認，從表面上的一些研究數據看，這種現象的確存在，也無法否認，只是，我們絕不應該以此認為高考公平機制的喪失，得出這個結論不僅輕率，也是錯誤的。

現在的中國，與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已經完全不同了，沒有可比性，這種靜態比較本身就不科學。

首先，上世紀80年代初，我們10億國人8億在農村，是農民。在高度城鎮化的今天，也就是2017年，我國城鎮化率已經超過58%，城鎮的人或者居住在城市的人已成為主體、主流。

1978年，北京常住人口為871.5萬人，2016年達到2172.9萬人;1978年，上海常住人口1104萬人，2014年達到2425萬人。1978年武漢市有548萬人，2016年常住人口則達到了1060萬人。全國的一二線城市人口基本都翻番了。

今天的農村與昨天的農村已經完全不同了。

第二，經過高考40年來的不斷篩選，很多優秀的人通過高考這個有效的渠道，已經逐漸從小城市、從農村進入省會城市，進入北京、上海，而這些人的后代已經不再算作底層與農村的一員。

截止到2017年，通過高考已經有1.2億多人進入大學，加上其他渠道享受高等教育的人則更多。整個社會階層與結構已經發生巨大變化。不考慮這種社會結構的變化，只是靜態地看生源構成，并以此質疑高考本身的社會公平功能，顯然已經錯得離譜。

第三，對于一個制度的公平性，我們絕不應該簡單從結果看，更需要關注的是其是否給了公平的機會，保障機會公平，而不是結果，尤其是高考。

從這個角度來看，高考這個功能仍然存在，甚至更強大了。

近5年以來，國家陸續推出了各種保障弱勢群體的招生保障計劃，以確保農村基層的孩子上好大學，包括清華北大在內的名校每年都需要拿出一定的名額錄取縣級以下學校的學生，很多省也配套了相關省級保障計劃，如陜西還有面向農村的醫學專項計劃。

7月22日，云南曲靖市會澤縣者海鎮五里牌村的崔慶濤在鄉村的工地上收到北大的錄取通知，感動了無數人。這件事情再次提醒了我們，這條通道一直存在。同樣，去年高考，甘肅考生魏詳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這位來自甘肅貧困縣的殘疾學生，因為先天性脊柱裂導致重度殘疾，最后受專項計劃照顧如愿進入清華，清華從招生老師到校長都給予了最大程度的扶助與幫助，甚至根據其請求與實際情況，安排了一個單間宿舍，供其母親照顧他生活學習，引起輿論的高度關注與贊許。這一個個案例本身就說明，高考這個制度所創造的渠道仍然是暢通的，只是，你是否努力了，是否是那些優秀的人?

高考本來是高校選拔人才的一個測試，只是一個教育的問題，但因為種種原因，大量的的社會評價與高考對接掛鉤，導致各種利益訴求，社會矛盾都聚集于此，教育與高考最后成為這種矛盾的決戰場。因此，對于高考制度的評價，我們還是需要“減負”，才能讓高考回歸教育，健康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