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50億資產遭查封、400多億債務壓頂、多筆債券先后違約、職工發薪遭遇問題。

早在2005年前開啟引入“外資”發起改制時，沒有丹東人可曾料想到這家當地引以為豪的港口集團會陷入如今這步田地。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在當地調查獲悉，丹東港的部分員工仍處于欠薪狀態，這也一度讓其遭遇了“用工荒”的問題;一位接近丹東港人士透露，為應對這一局面，丹東市政府4月26日召集丹東港管理層人員開會商討應對職工付薪問題。

這并不能解決丹東港的資金鏈困局，而不少當地人則將希望寄托于“國企可能接管丹東港”的傳聞，期待背后，丹東港實控人王文良的下落卻依然不明。

引出丹東港違約事件，似乎2015年高負債下所實施的高額分紅，最先步入公眾視野;于此同時，中介機構、評級機構未能及時發現問題，亦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

自去年10月末第一次違約至今，丹東港的債務違約爆發已過去182天。

發債分紅？

根據本報記者了解，違約觸發“前夕”的2017年3季度末，丹東港總負債“雪球”已經滾至464.56億元，為2015年底的1.21倍，其中流動負債就高達100.16億元，但同時流動資產已經從彼時的87.58億縮水至37.34億元，僅為負債的約三分之一。

丹東港的更大壓力還來自于高達364.64億元的非流動負債，其中包括150.86億元的長期借款、60.10億元的應付債券以及136.00億元的長期應付款。

對于如今的財務狀況，不少業內人士將問題指向了2015年公司的高額分紅。

財務數據佐證著這一說法。2015年第四季度丹東港的“分配股利、利潤或償付利息支付的現金”的確較往常出現了異常，高達19.49億元;而據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計算，2009年以來的8年間，該科目單季均值僅為2.98億元，這意味著2015年四季度的分紅規模為平均值的6.54倍。

“其中還有一些利息支付現金，但主要是分紅占了較大比重，不然各季度也不可能出現這么大的異常。”前述接近丹東港人士坦言，“因為王文良和日林持股比達七成以上，所以通過分紅套現了10多億現金。”

單季的高額分紅也直接讓2015年全年的“分配股利、利潤或償付利息支付的現金”達到了30.81億元。

但另一方面，丹東港2015年僅有11.05億元的母公司所有者凈利潤，卻難以對上述分紅規模構成支撐。

“利潤11個億，分紅18個億，雖然計入未分配利潤的規模比較高，但如此短周期的大規模分紅顯然有違邏輯。”上述接近丹東港人士稱，“如果不是這10多個億的現金流出，也不會給丹東港帶來那么大的現金壓力，至少開始的違約和周轉都是可以處理的。”

18億元的現金對于丹東港的貨幣資金體量而言的確較為重要。2014年-2017年三季末的貨幣資金分別為27.99億元、20.60億元、16.74億元和14.71億元。

丹東港的“回避”

債務壓頂的丹東港，正在進入更加緊張局面。

3月15日，丹東港公告稱，丹東市中級人民法院根據丹東銀行申請，裁定查封其48.93億元的財產。丹東港表示，仲裁可能促使公司融資環境進一步惡化，對生產經營和償債能力造成不利影響。

4月26日，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來到了位于丹東市振興區興五路七號的丹東港集團地址，但發現這里已經人去樓空。據百度地圖顯示，該辦公樓亦顯示為丹東市港務局的所在地。

4月26日，一位丹東港工作人員向記者證實，這一辦公地點的確已經荒廢多年。“目前這里早就已經不用了，當地人都知道。”

不過一位接近丹東港人士表示，丹東港高管在振興和東港兩地均有辦公場地。“當地人往往都把日林(實業)和丹東港視為一體，所以把日林的辦公地也當成丹東港的。”一位接近丹東港人士稱。

蹊蹺的是，在丹東港2016年公司債的發行說明中，丹東港在振興區的地址亦顯示為信息披露資料備查地址。“投資者可在本期債券發行期限內到下列地點查閱募集說明書全文及上述備查文件。”募集說明書顯示。

“如果這個地址已經不用了，就不應該披露成為發行材料的備查地址，否則就有信息披露與事實不符的問題。”西北一家券商債承人士表示。

據上述接近丹東港人士透露，目前丹東港主要工作地都在丹東市旗下的縣級市東港市。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4月26日又趕赴東港市的丹東港所在地，發現該辦公樓“戒備森嚴”，門口工作人員中有兩名身穿保安制服，而其中一名則身著公安服裝。

上述三位工作人員得知記者來意后聯系了負責外宣的“政治部”，但對方始終無人接聽。

“他們應該是開會去了。”門口工作人員表示，但其以公司規定為由拒絕將政治部聯系方式予以告知。

離開時，記者留下聯系方式，并表示希望與對方取得聯系，但截至截稿前尚未得到丹東港方面任何回應。

記者同時多次致電募集說明書及債券發行方面電話，但對方始終無人應答。與避而不談的丹東港相對應的，則是港口的戒備。

欠薪問題嚴重

用本地話講，如今丹東港帶給當地最直觀的感受是“不開餉了”。

“工資已經大半年沒發了，我之前有個朋友還在這工作，已經跳槽走了。”4月26日，一位丹東人士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報道記者。

這樣的狀況也讓丹東港面臨“招工難”的問題。

“現在這種情況，多數人根本不會去丹東港工作。”上述接近丹東港人士告訴記者，“有些人欠著薪，就直接換工作了，這讓丹東港的人只出不進，也會給正常的工程建設、港口經營帶來影響。”

記者隨即試圖前往丹東港港口了解情況，但發現港口限制外人進入。而一位現場當地人告訴記者，曾經有邊防武警試圖進入也曾一度被阻攔。

“欠薪甚至還引發了一系列更嚴重的勞資糾紛。”上述丹東本地人士坦言。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發現，截至2017年9月底，丹東港的應付職工薪酬的確達到了一個高達4330.64萬元的“頂峰”，除2016年底為2950.10萬元外，2015年及之前年度該科目最多時僅為303.73萬元，而最少時僅為41.09萬元。

法律人士指出，欠薪問題的突出亦是丹東港資金面承壓的縮影。

“按照法定清償順序，職工工資通常在債券持有人之前，這種情況通常也意味著公司的資金面的確面臨較大壓力。”盈科律師事務所一位律師表示。

不過據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獲悉，這一問題已被當地政府所高度重視。一位接近丹東市政府人士向記者透露，4月26日上午，丹東市政府與部分丹東港管理層人士就職工薪資問題開會商討相關對策。

“當天在‘山上賓館’(當地稱呼，實為丹東賓館)開會討論薪資問題，這個問題解決能夠保證地方穩定，用工問題也會一定程度的解決。”上述接近丹東市政府人士稱。不過截至發稿前，記者未能從丹東市政府確認這一信息。

對于更多員工和當地人來說，他們更多將丹東港的希望寄托在外部力量介入上。類似于“某央企、某國企有可能對丹東港進行接管”這樣的傳言在丹東市廣為流傳。

“現在的問題是丹東港是民營企業，如果政府來這樣救會引發道德風險，目前的重組方案還在研究中。”4月26日，一位接近丹東港的投行人士稱。

此外，更引得市場關注的則是丹東港實控人王文良去向。此前，王文良因賄選案被取消全國人大代表資格。“有人說跑路了，也有人說他被采取了限制措施。”前述接近丹東港人士稱。

“大家都認為日林是有錢的，可是就是不還錢。”前述丹東人士表示，“稅務部門之前還去過那查稅，去了四個車的人，日林也不太配合。”

中介的遲鈍

一邊是高額的分紅，另一邊確實激進的債務擴張。

2015年底丹東港應付債券余額僅為38億元，一年后這個數字上升至69.10億。“很明顯公司在通過擴大債務來彌補了分紅帶來的現金缺口。”上海一位投行人士表示。

與此同時，丹東港的債務結構也發生了明顯變化。

2015年之前，丹東港主要依靠中票、短融、PPN等產品在銀行間市場舉債，而2016年完成高額分紅后，其開始在交易所市場的舉債之旅。時年，中信證券(18.990,0.25,1.33%)、東海證券、萬聯證券分別作為承銷商為丹東港發行了兩筆公司債和一筆私募債;而2015年底前的高分紅也并未引起上述承銷商的注意，記者試圖與上述券商債承人士聯系詢問態度及詳情，但對方表示不方便表態。

事實上，在丹東港事件中的遲鈍者還包括評級機構。例如其公司債評級機構聯合資信在丹東港債券違約前，仍然對其予以了AA的評級，而直到10月30日違約正式觸發，才將其評級直線降至C級。

但也有業內人士指出，王文良與日林的確存在以發債置換現金來確保高分紅的動機，但如果分紅是依照財務規范及公司股東大會等流程決策辦理，則很難認定其合規問題。

“如果未分配利潤是足夠且公司流程是通過的，這種分紅很難說存在問題;但這里面的反思在于港口是當地重要企業，其在局部金融穩定上具有重要性，所以這個過程中如何引入相應的金融監管是值得考慮的。”前述投行人士坦言，“另外丹東港也并不是上市公司，大股東占7成，高額舉債也會帶來相應的財務成本，對實控人自身利益是有損的。”

該人士同時認為，即便不進行高額分紅，在未能改變基本面的情況下，丹東港的債務問題很可能只會向后延期，而無法根除。

財務數據顯示，從2016年開始丹東港的凈利潤已經開始減少，即2016年凈利潤從去年的11.05億元減少至8.94億元，而2017年前三季度僅為5.39億元;但與此同時，公司在建工程資產也在快速增加。即從2015年底的200億元膨脹至334.77億元。

“在建項目增多、利潤減少，成本增加、流動資產減少、負債率上升，這些都隱含了出現資金狀況的可能性。”上述投行人士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