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西寧12月26日電 題：一名組織部長的生命答卷——追記青海省委組織部原副部長朱治國
新華社記者王大千
沒留下一句遺言，朱治國走得突然。2022年6月11日，禮拜六上午，準備去加班的他還沒走到門口，一陣心絞痛襲來。他扶墻跌倒，正在通話中的手機滑出手心，腋下的公文包也掉下來，文件材料散落一地。
(相關資料圖)
這是青海西寧最好的季節，43歲的朱治國卻在母親和兒子的哭聲中撒手訣別。
親友流著淚將他和妻子屈敏的遺像擺在一起；微信上，人們點開紅框帶黨徽的水墨青竹頭像，留言“一路走好”，用蠟燭、祈禱、流淚的表情表達哀思；與朱治國有過聯系的人，截屏保留通話記錄和短信里的只言片語，借以憑吊；農村牧區許多基層干部紅了眼眶連連搖頭，不愿接受再也不見的噩耗。
朱治國（左二）赴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抗災救災一線慰問黨員干部群眾（2019年2月攝）。新華社發
22年工齡，25年黨齡，去世時，朱治國的職務是青海省委組織部副部長兼省委兩新工委書記。
人們回憶他，個頭不高，走路帶風，天生一張娃娃臉，誰看到都感到很親切。
選擇：把根深深扎入基層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地處青藏高原北部，南通西藏，西出新疆，是甘青新藏四省區交匯的中心地帶，地廣人稀，氣候寒旱。
朱治國出生在海西州都蘭縣，第一個工作崗位是海西州格爾木市郭勒木德鄉（現郭勒木德鎮）政府科員。
21歲的優秀大學畢業生，沒有留戀城市，通過考錄后服從組織分配，到距離西寧市800公里以外的戈壁鄉鎮工作。風沙大，交通不便，吃住條件艱苦，對城里來的大學生是不小的考驗。但當時的領導和同事對朱治國一致評價：不挑活兒，入戶填表、農田調研、寫簡報、接待群眾，每天“兩眼一睜，忙到熄燈”，毫無怨言。
有很多同學不理解。師兄趙超知道，朱治國愛家鄉愛工作，他是打心眼里愿意這么做。
大學時朱治國就學習好，有定力，參加辯論賽等活動總拿獎，幫同學打水、借書、輔導作業，課堂筆記更是全班傳抄的“樣板”。雖積極做事，生活卻簡樸，常穿一件深色運動外套，家在西寧也常和同學一起吃食堂，住集體宿舍。
“相處久了才懂得，是優良家風熏陶了他。”趙超說，畢業后去了他家里才知道，他母親為了照顧癱瘓的奶奶提前退休回西寧，守在家里洗尿布好幾年。
了解朱治國的人都說，他是一個心里藏著感恩的人。年少時父親工作在外，母親帶著他和姐姐得到過不少周圍人的照顧。一工作就跟農民和鄉村干部打交道，他深知基層不易。因此，始終以忠誠干凈擔當的人民公仆標準要求自己。
最初的歷練映照最后的堅守。朱治國一直全身心撲在事業上，他歷任格爾木市委組織部科員、郭勒木德鄉黨委副書記兼紀委書記，青海省委組織部辦公室主任、組織處處長、部務委員、副部長兼省委兩新工委書記等職務，在每個崗位都立足實際，擔當務實。
一張被標記了很多村名的地圖見證了朱治國“到基層去，多走多聽”的承諾。同事們說，他立志走完青海所有的村莊。從基層黨建考核到干部考察，從村“兩委”報酬調整調研到村集體經濟“破零”工程，從基層換屆選舉到黨員教育培訓，只要下鄉，他都翻出地圖勾畫標記，“全省4149個村莊，已走完一大半”。
實干：讓村、社區干部有干頭、有盼頭
黃南藏族自治州尖扎縣措周鄉俄什加村黨支部書記索南才讓最近很自豪的事，是即將通過論文答辯取得本科學歷。44歲的他出生在偏遠牧區村落，高中畢業沒考上大學，雖靠吃苦奮斗成為致富帶頭人，但文化水平低成為他學習新技術的“攔路虎”。
在青海省廣闊的農村牧區，讓成百上千像索南才讓這樣的村“兩委”干部邁進校門、獲得學歷，成為有文化懂技術的帶頭人，是朱治國心心念念的“大事”。
常年研究基層黨建，又分管黨員教育，朱治國發現，青海4149個村32000多名“兩委”干部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80.12%，工作中“有想法、沒辦法”“有力氣、沒技術”的問題普遍存在，成為制約鄉村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因素。
為此，朱治國展開深入調研，聯合青海開放大學、市州電大骨干教學力量赴湖南“取經”，科學規劃專業和課程，還制定激勵報名的有效辦法。他說，鄉村振興，基層班子的力量是最重要的。
不到三個月，系列方案和辦學規劃上報省委。2019年秋天，青海“黨支部書記能力提升工程”“村（社區）干部學歷素質提升工程”創新實施。
為鼓勵報名，青海規定村和社區干部接受教育的5000元學費由州市縣區組織部承擔80%，學員個人承擔20%，畢業后頒發國家開放大學畢業證。
不到三年，青海培訓基層干部35.29萬人次，3000余名村（社區）干部參加學歷教育。此項工作也被很多省市借鑒。
在青海開放大學，農牧民學員們說得最多的，除了學習和學歷，還有省里在2016年到2020年間連續兩次提高村、社區干部年度報酬。
這是朱治國在擔任組織二處處長期間重點推進的一項工作。2016年，了解到基層反映待遇低嚴重影響脫貧發展和組織建設的情況，朱治國馬上帶隊開展深度調研。
現任組織二處處長蘇延虎對其中過程再熟悉不過。他說，本著“再難也要把事情辦好”的勁頭，朱治國組織大家迅速分組下鄉，寒冬缺氧季驅車幾千公里來往于數百個村社察實情、聽心聲。
“有一次，下大雪，車出了故障，治國部長裹著軍大衣徒步進村，聞訊趕來的村干部到路口迎接。大家深一腳淺一腳往前走，部長幾次開口說話都被風噎住了，他嘴唇發紫，眉毛眼鏡上都是霜，但雙手卻跟村干部的手緊緊握在一起……”蘇延虎說。
親歷了基層干部腿跑斷、嘴磨破，卻付出多、收入少、保障不足的實情，回來后，朱治國連日加班，牽頭寫報告、擬方案，經部里上報，再到省財政廳、發改委等部門溝通，僅僅兩個多月，青海省村干部報酬調整方案出爐并實施。
這項工作也獲得中組部肯定，青海的基層干部報酬在西北五省區名列前茅。
適逢全省村“兩委”換屆，這是大好事，留住了不少能人、帶頭人，有力支持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參與這項工作的年輕干部王克棟說，“不少村干部找來說感謝的話，朱部長難得一笑，說該感謝組織，還說看你們得實惠，比我自己漲工資還高興”。
擔當：思路清晰敢拍板，讓人踏實
“這么好的人，說走就走，總說要請他喝口茶坐一坐，再沒機會了。”說起去世的朱治國，陶北村黨總支書記陳俊良一度哽咽。
陶北村是西寧市城北區的鄉村振興示范村。幾年時間帶著村民完成老村拆遷、發展蔬菜種植和多種經營的陳俊良，自認有幾根硬骨頭，卻在幾年前遭遇了“吃安眠藥都睡不著”的艱難時刻。
2017年，村集體決定成立企業，貸款建設鄉村旅游小鎮，到2018年，已投資6000萬元的項目卻陷入“大棚房”問題專項清理的爭議，停滯不前。
村“兩委”幾番溝通無果，股東喪失信心，村集體經濟眼看就要被拖垮，陳俊良也開始自我懷疑，甚至動了辭職做生意還債的心思。
“聽了治國部長的話，我的心才踏實了。”陳俊良這輩子也忘不了那次通話，“聽完情況，他邊研究相關政策邊跟我討論，反復確認項目手續齊全、施工合規，然后堅定地說‘你走的路是對的’，還教我下一步如何具體操作。”
兩個禮拜后，審核通過，項目繼續推進。撥通朱治國電話，陳俊良再次聽到堅定的聲音：“書記加油干啊，干好了，我帶人來學習。”
“這以后，陶北村加強村級陣地建設、創建‘紅色物業’、落實‘三鄉工程’，該怎么干，我都先聽他講一講。”陳俊良說，旅游項目投運三年多累計營收約1500萬元，解決本村及周邊村鎮200人就業；爭取村集體經濟“破零”工程資金成立的“紅色物業”公司，繼續消化剩余勞動力，近兩年盈利50萬元，還給村民分了紅。
“對很多基層干部來說，吃苦是不怕的，怕的是困惑時找不到一個明確答案。”西寧市委組織部副部長王生龍多年在基層，他懂老陳書記為啥對朱治國這么信任和依賴，“行還是不行、干應該怎么干都能痛快給句話。黨支部書記們都認這樣有辦法、敢拍板的領導干部。”
這是朱治國生前使用過的筆記本（2022年9月9日攝）。新華社記者 李占軼 攝
愿當基石，朱治國辦公室的燈總是亮到半夜甚至通宵，思辨性的報告、系統性的規劃，綜合性強的文稿，有他兜底，大家都把心放下來；
善當伯樂，朱治國把知人識人的點滴隨時記錄，他推薦干部，除了現實評價，還會以“如果”開頭將優缺點放在崗位需求中做客觀長期的考量，每次考察，全組都信服他的意見；
做好操盤手，近幾年青海省黨內集中教育工作，朱治國都參與謀劃把關，經他親手編發的重頭文件多達上百個，編發的簡報五百多期，審核修改各部門單位、干部對照檢查材料數千份。很多同志說：“不同專班成員輪換，只有‘鐵打’的老朱一直在，他在，上下都放心。”
嚴守：為人干凈，做事才能坦蕩
朱治國在組織部門工作多年，手中的權力，一塵不染。
2004年底從格爾木市調到省委組織部工作，妻子屈敏還在格爾木的電視臺當播音員兼記者。異地兩年，他沒為妻子調動找過一個人。
姐姐朱治華回憶，屈敏熱愛新聞工作卻一直沒等到省里媒體招考的機會，為了團聚，只能多次參加西寧市、青海省的公務員考試。格爾木到西寧800多公里，屈敏孕期挺著大肚子坐車十幾個小時去面試，朱治國能做的，只有偶爾請假去車站接送一下。
2006年，屈敏考入西寧市人社局。搬家時，朱治國不愿多請假，不想麻煩別人，還在哺乳期的屈敏整理打包東西、辦理離職手續，實在顧不過來，只能把孩子暫時交給也在產假中的姐姐照顧。
屈敏2013年查出癌癥，朱治國把新房低價賣了去給妻子看病，沒向身邊人開口借錢。
姐姐1996年參加工作至今一直在海西州德令哈市工作，沒敢跟他提過一句想調到西寧市的話。
姑姑家的表哥馬建立是一名廳級干部，他說，“治國約定的，在家稱兄弟，外面稱職務。自家人最清楚，他，絕不會在公家事上多說一個字。”
做朱治國的朋友也要“清心寡欲”。
約了趙超聊聊天，他卻常常中途失約，“又來了急活兒，我先走”。
一起吃飯，都約在家里或小館子，兩家妻兒參加的聚會，朱治國要求絕不許帶“一個外人”。
多年來，趙超從社區街道一步步干到西寧市生態環境局局長，在街道工作超過了10年，從沒指望朱治國能在個人發展方面給一丁點“幫助”。
“老有人故意激我，你和老朱到底是不是師兄弟啊，怎么約他吃個飯你都約不出來？”
朱治國沒讓親友們“沾”自己一點“光”，對部里的干部也是又嚴又細。干部三處張蕾11年前遴選到省委組織部，第一位領導就是朱治國。“寫材料，十次有九次被當面指出邏輯、標點甚至錯別字等問題”，張蕾倍感受挫想打退堂鼓，“發現我壓力大，他來聊天安慰，還推薦電影《當幸福來敲門》鼓勵，嚴管又有溫度，我打心底里服氣他。”
朱治國在干部工作中最見不得“小人”。當面恭維的，打政策擦邊球的，提著禮物、揣著信封來跑待遇跑項目的，背后傳播小道消息的，在他這里都走不通。常跟著他下鄉的年輕人都知道，為了避免有人趁他不注意往車上放東西，他上車前都要檢查，當面打開，退回去。
正是這種“零污染”，成就了朱治國和他分管工作的清風正氣，他帶出來的干部，都敢說真話，知道勁兒往哪兒使。
告別：道是無情情更濃
朱治國加班連軸轉，前些年常睡辦公室，一米寬的行軍床，睡壞了四張。
近幾年，妻子屈敏的病越來越重，母親楊熙茹的身體每況愈下，兒子朱軼凡從初中到高中，只要凌晨四點前能忙完，朱治國也要往家趕，每天回來看一眼才能安心。
已經71歲的母親從沒跟兒子提起，他晚歸的夜里，她總是睡不踏實，半夜走出臥室看門口是拖鞋還是皮鞋，如果是皮鞋，那就是他回來了，她回頭還能睡一會兒。
母親、妻子、姐姐都習慣了朱治國太忙不接電話、不回信息，除非是急事大事，一般不打擾他工作。
低調、內斂，關心都在行動上，多少深愛都放心里，這是朱治國全家的相處方式。
母親說，養了個好兒子，娶了個好媳婦，婆媳比母女還親，兒子兒媳感情特別好。
好景不長在。2013年屈敏確診肺癌，朱治國傾盡所有帶著妻子到處看病。他先是搜集醫學書籍、論文了解病理，硬是把自己逼成半個專家，在他的照顧下，屈敏與病魔抗爭了8年，成為小有名氣的“抗癌使者”。
去年9月，朱治國有幸到北京參加中央黨校中青年干部培訓班。不到一個月，屈敏病情加重，他放棄學習機會回到西寧，白天上班，晚上在醫院陪護。
春節前，怕影響醫護人員放假，朱治國把腫瘤轉移腦部、雙眼失明的屈敏接回家照顧，吃飯把碗筷放在她手里，上廁所拉著手送到馬桶邊，還學會了打針。
回想這8年的朱治國，好多人感動落淚。他省吃儉用，網上買一件衣服穿好久，買四五百元一片的進口藥卻眼都不眨；他一有空回家就打掃、做飯，自己能多干一點絕不讓母親和妻子辛苦一下；姐姐朱治華至今不敢打開手機里最后一張全家福。“拍下這張照片后第三天，屈敏又住院了。那是年初五，治國終于撐不住，打電話問，姐姐能不能到醫院看護兩天。”
心疼弟弟，朱治華泣不成聲：“即使我在，他一夜也睡不了兩個小時，屈敏神志不清，只一遍遍叫朱治國。”
妻子屈敏因病去世四個月后，6月11日，朱治國也溘然而逝。朱治國發病時，母親楊熙茹去攙扶，把腰摔成了粉碎性骨折，告別儀式后，從殯儀館被直接送去了醫院。身患高血壓、糖尿病等七八種慢性病，一天吃藥好幾把，藥物副作用疊加，她經常從短暫的睡眠中驚醒。
“夢到治國了，他還在加班，盒飯太難吃，他胃疼喊媽媽……”楊熙茹流淚自語，朱治華忍不住抱著母親痛哭。
16歲的朱軼凡幫奶奶和姑姑擦眼淚，他聲音顫抖，忍著哭回憶了爸爸最后的時光：20多天緊張籌備會議，吃住都在辦公室和會場；緊接著加班準備資料，帶專家去平均海拔4200米的玉樹調研；回西寧后提著行李箱直接回辦公室投入工作，去世前一夜忙到凌晨兩點半才回家……
“那天是周六，上午九點多，爸爸起來后沒急著去加班，我看籃球賽，他還陪我坐了一會兒。”朱軼凡說，那天，最喜歡的球星拼盡全力得了43分，爸爸燃盡生命，永遠停在了43歲……
6月12日，朱軼凡扶著奶奶迎接吊唁的人。他們從四面八方趕來，絡繹不絕。許多人情難自抑，淚如雨下。
那是一場特殊的告別儀式。
朱軼凡說，遵從爸爸送別媽媽的要求，家中設鮮花靈堂，不收花圈，不燒紙，不隨禮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