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必須堅持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作為創新要素最活躍的地方，高等院校與科研院所一度受困于體制機制和市場對接困難，大量科技成果長期“藏在深閨人未識”。隨著一系列政策法規逐步落實，這個難題正逐步得到破解，如何進一步促進科技成果轉化，讓更多創新成果更快走出實驗室，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眾多高校和科研院所正積極作為。

(資料圖片)

汽車發動機為汽車提供動力，被稱為汽車的“心臟”。在上海通用汽車的工廠，生產發動機零件的高端數控機床，對工藝性能要求極高。

上海通用汽車動力總成制造工程設備開發工程經理張應淳：“定位精度我們要求達到微米級，一個成年人的頭發絲大概80微米，意味著我們在頭發絲1%尺寸的維度下進行精密加工。”

盡管我國的汽車產量和銷售量都全球領先，但長期以來，由于技術要求較高，在由發動機等核心部件組成的汽車動力總成這個生產領域，高端數控機床大多依賴進口，這也成為我國高端制造裝備“卡脖子”問題之一。如今，這一現狀正在被改變。今年8月，經過一年多的試用后，上海交大智邦科技有限公司研發的國產化高端數控機床，在上海通用汽車的工廠開始規模投入使用。

國產化數控機床的應用不僅成本更低，在當今國際形勢多變的背景下，還大大減輕了純粹依靠進口設備可能面臨的風險。而汽車生產領域的這個關鍵性突破，正是上海交通大學科技成果轉化的結果。

上海交大智邦科技有限公司首席專家羅磊：“首先讓我們的初創團隊，能夠合法地從學校獲取知識產權，在我們的創業公司里面進行成果轉化，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2017年，針對前面提到的“卡脖子”問題，上海交通大學啟動專項，收集校內科研人員相應成果，并支持轉化。羅磊等6人研發的15項知識產權進入其中。學校決定支持他們創業辦公司，對成果進行工程驗證。而這時，卻遇到了一個大難題：公司要成立的核心技術基礎——15項科研成果的產權，卻并不完全屬于科研人員自己。

上海交大先進產業技術研究院知識產權運營服務中心主任劉群彥：“從事業單位國資管理條例，還有無形資產等方面的法律法規來講，學校承擔國家資助的項目，產生的科技成果的所有權歸學校，由學校代表國家持有。”

學校科研成果屬于國有資產，要求保值增值，但成果轉化卻并不一定能成功。這種風險成了困擾科研人員的“繩索”，很長時間內，都導致了典型的“三不現象”，即不愿轉、不敢轉、不能轉。

劉群彥：“科技成果不轉化，才是最大的損失。焦點問題是怎么把科技成果屬于學校的部分權利轉讓給老師，讓老師去創業。”

此種情況下，上海交大決定探索一種新的方式——賦權。把15項科研成果的所有權通過協議方式，作價262.5萬元，學校占四成，科研人員占六成，科研人員把學校那部分產權買下，就拿到了科研成果的全部產權，就可以投入到創業公司，吸引社會資本，進行成果轉化。

劉群彥：“賦權政策實際上是允許采用所有權激勵方式，把部分成果所有權轉讓給科研人員，由科研人員享有科技成果的全部所有權。”

就這樣，通過賦權，科研成果轉化走出了最關鍵的一步，上海交大智邦科技有限公司得以成立。以公司為平臺聯合各方資源，原始的科研成果一步步實現了工程化驗證，成為了影響汽車行業的真正產品。同時，因為產權清晰，公司將來也可以放心謀求上市等發展新機會。

為了從根本上激發科研人員的創新、創業熱情，2020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審議通過了《賦予科研人員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或長期使用權試點實施方案》，隨后，在包括上海交通大學在內的40家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開展賦權改革試點。

國家科技評估中心副研究員武思宏：“相關數據顯示，通過賦權改革實施，這40家單位登記的科技成果技術合同的交易額達到了218億元，同比增長了28%。這樣的數據可以充分顯示，通過賦權改革，極大地激發了科研人員創新、創業的活力。”

科研人員通過創業，在自己的公司實現科研成果轉化的畢竟是少數。從技術層面來說，科研成果大多產生于實驗室，偏理論，是個“生果子”，但企業面對的是市場，需要上來就能規模化生產的“熟果子”。從實驗室到市場的這個中間階段，對于技術的成熟至關重要，但也最難，被稱為轉化的“死亡之谷”。

武思宏：“從實驗室階段到工程化，批量小試這樣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過程中，我們的成果可能面臨著缺資金、缺技術、缺人才的困境，不可避免要跨越‘死亡之谷’。”

在科研成果轉化鏈條中，作為技術供給端的科研機構和人員面臨困境，而另一端，也就是需求端，其中大多數是中小企業，也面臨著自身技術研發受限的尷尬。

隆達公司是江蘇無錫市的一家民營企業，原本從事銅加工，近年來，轉換賽道進入新材料領域。新領域需要新技術，自己研發一個是成本高，另一個時間慢。技術跟不上，經營風險就很大。

此種情況下，隆達公司找到了江蘇省產業技術研究院。因為是發展的“真需求”，企業自然“真出資”。江蘇省產業技術研究院與江蘇隆達成立聯合創新中心。以中心為依托打造轉化平臺。一邊對接產業需求，另一邊除了下屬研究所，還聯合相關領域的眾多高校和科研機構組成創新聯合體，針對產業需求的新技術精準研發。眾多科研成果匯集后，還搭建了中試平臺，在上面反復進行工程化、小批量精準驗證。

精準研發、精準驗證，現在，江蘇隆達的生產線已經用上了新技術。目前，搭建平臺以產業為導向，打通創新成果同產業的對接鏈，在制造裝備、先進材料、生物醫藥、信息技術和能源環保等領域，江蘇省產業技術研究院僅在江蘇省內，就已經與200多家龍頭企業建立了聯合創新中心，與國內60多家高校和科研機構建立了戰略合作關系，向市場轉移、轉化技術成果7000多項。

江蘇省產業技術研究院院長劉慶：“中試平臺既是研究所的研發平臺，又是高校老師成果的轉化平臺，也是企業進行最終規模產業化的中試平臺。”

一頭是科研機構，一頭是市場，不僅在技術層面要經過專業反復驗證，作為一項系統工程，科研成果轉化還有很多專業的事必須要做。比如說轉化前要和所在單位打交道，要了解國資管理、知識產權等相關政策法規；轉化后，要市場推廣，乃至投融資等。而這些，對專業能力要求很高，一旦處理不當，甚至會帶來很大的風險，也是大多數科研人員的“弱項”。

此前，在我國由于很多高校院所受制于編制的局限，用人不靈活，缺少專業的轉移機構和隊伍，一度成為制約轉化的“瓶頸”。現在，這個問題正在逐步得到解決。

北京理工大學材料學院教授劉金旭，主持了10多項國家級科研項目，成果多、實用性強，很多企業都很感興趣。成果要轉化，什么樣的方式最合適？基于劉金旭的特點，學校技術轉移中心給出了專業化的建議。

北京理工大學技術轉移中心主任陳柏強：“他在創新成果產出的高峰時期，直接創辦企業并不是一個最佳選項，我們跟他設計了技術許可，通過對方支付一定的入門費，我們把相關的技術許可對方企業來實施，然后根據產值進行提成。”

專業建議基于的是專業的服務水平。2015年，新修訂的《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正式實施，明確指出：高等院校應當加強對科技成果轉化的管理、組織和協調，加強技術轉移機構建設。2016年初，北京理工大學成立了技術轉移中心，同時創新性注冊了技術轉移有限公司。

中心和公司“一套人馬、兩塊牌子”，采取市場化運營。依托公司，人員自招、工資自發，成果轉化成功后，收益的10％可以作為機構經費。靈活的用人機制下，包括技術、知識產權、投融資、合規風控、項目推廣等20多名技術經理人被招聘到這里，他們的收入也與業績直接掛鉤。

“管理”變“服務”，原來的科研人員帶著項目找學校，變成了轉移機構主動深入院系找項目。學校報批、成果路演、與合作單位洽談，乃至公司成立后的知識產權布局、上市準備等等，在北京理工大學專業的機構和技術經理人，為科技成果轉化可以提供全流程的專業服務。

科技創新需要制度創新的協同。賦權激勵、產研結合、專業服務，在多方探索下，一條條科研成果轉化的“繩索”被去除。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加強企業主導的產學研深度融合，強化目標導向，提高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水平。這為科技成果轉化怎么更“順”、更“準”明確了方向。在這個總思路的指引下，相信會有更多的制度創新，助力更多的來自學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在促進新舊動能轉換中“開花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