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樊綱，被自己的“六個錢包”論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當被問到買房還是租房時，樊綱建議工作還不是很穩定的時候租房，夫妻雙方的父母、爺爺奶奶、外公外婆三代人“六個錢包”的積蓄能幫你湊夠首付的話，那么最好還是買房子。

在許多年輕人都為房價而感到焦慮的情況下，樊綱的發言挑起了一個扎心的話題。為了買房，祖輩父輩掏空家庭積蓄攢首付，年輕人將大部分工資用于償還月供，這樣的現象在中國早已司空見慣。

“為什么年紀輕輕就一定要買房”，在廣大一線城市最容易找到答案。大城市生活的青年大多都明白，房子是“剛需”。從經濟角度看，哪怕排除房價暴漲這一因素，租房都未必有買房劃算。能否在房價高企的中心城市定居，或許會成為年輕人能否留在都市的硬杠杠。這意味著家庭經濟基礎薄弱的青年人，可能提前出局。

因為兼具財富屬性和社會屬性，鮮有城市居民不卷入商業化的房地產交易中，房子之于中國家庭的特殊地位幾乎無可取代，甚至成為一家人的命門。滿足剛需的購房者和為了增值的投資者一同駐扎在房地產市場，伴隨著房價的起起伏伏，經歷著夢想和現實的交錯、惶恐與憤怒的交織。

隨著房地產業繁榮，房地產業在經濟結構中獨大，很大程度上也捆綁了宏觀經濟與貨幣政策。迫于房地產對中國經濟的特殊“貢獻”，收縮性與擴張性政策很難收放自如，收縮性政策經常畏首畏尾小心翼翼，而擴張性政策則總能放開拳腳，廉價貨幣如開閘放水一涌而出。

畸形繁榮的房地產業已成為中國經濟、社會乃至治理結構中最深的焦慮。中國不是沙特，沒有用不完的黑色財富，更不是迪拜，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健康的經濟增長只能依賴企業創新。經濟結構的房地產異化，很容易抑制企業家的制度與產品創新，使中國經濟失去長期繁榮的動力。

樓市會有一時的冷卻，但更多時候是隨時會變的經濟新聞，而高房價下年輕人的現實處境和生存焦慮卻成為揮之不去的存在。房價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甚至文化問題。大城市的高房價影響的不只是經濟數據，更可能是一個個人職業選擇和生活狀態，并終將匯合為一代青年人的心理與命運。

有房者大可坐享其成，無房者則陷入跌落社會底層的焦慮，如果任由這種焦慮繼續，則很容易堵塞社會的晉升通道，高房價正讓個人奮斗實現社會晉升的道路變得愈加逼仄，加劇社會階層的板結。

應當通過制度變革構建起長效機制，讓房地產業恢復常態，讓房子恢復居住的屬性。這場改革當然千難萬險，要觸動巨大的既得利益。但是，無論代價多大周期多長，在經濟、政治、社會等領域盡快打破房地產依賴都顯得緊急而必要。